第十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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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空慢慢放晴，被雨水冲得瓦蓝瓦蓝的。柔和的阳光照在绿水泱泱的摩泽尔河上，发出粼粼波光。河水蜿蜒绕城，发出“哗哗”的声响。

    河的两岸青山连绵，风景优美。古老的摩泽尔河大桥是罗马时代的古建筑，显示了特利尔悠久的历史。

    小龚如数家珍般地介绍特利尔的历史：“特利尔是古罗马时期最繁华的城市，它是高卢地区的政治中心，其地位和意大利的罗马，埃及的亚历山大，以及联结欧亚的君士坦丁堡相当。有6个罗马皇帝在这里加冕登基。这里有许多古罗马时期留下的遗迹。”

    他用手指了指眼前的摩泽尔河的大桥说：“这是公元2世纪的建筑。远处城南的罗马城门以及耸立在市中心的君士坦丁教堂绿色的尖顶、拱形的门窗就是典型的歌特式的建筑。绿树覆盖的丘陵环绕着整个城市。”

    车子驶进长街，来到特利尔市中心，龚先生告诉大家：“这就是著名的卡尔马克思大街。这街原来叫布吕肯大街。马克思故居就在大街的10号。”

    着铜质马克思浮雕像，门边镶着的铜牌上用德文刻着“卡尔“马克思故居纪念馆”，这是故居的标志。这是各国共产党人的耶路撒冷，来到这里不能不怀着虔诚的心情来感受这位世纪伟人的风采。

    老荣、郑东目睹这幢矗立在市中心的巴洛克式精致的建筑。可以想象当年马克思家庭的富足。他的父亲是特利尔城著名的律师。父亲一心想把他培养成文学家或者是法学家。然而为了人类的利益，马克思却选择了政治经济学，踏上了社会家的道路，这是一条充满坎坷、曲折的不归路，马克思死在探索真理的路上，至死也没有落叶归根。特利尔在他崇高而远大的追求中，只是人生的起点。

    陪伴他踏上这一条充满危险、贫困、艰难之人生道路的还有特利尔城的一位贵族小姐，冯威斯特华伦男爵的女公子燕妮。这是一位美丽动人而有良好教养的非凡女性。她的父亲是位学识渊博、充满着人道主义情怀的普鲁士政府枢密顾问官；她哥哥则是普鲁士王朝的内务大臣。一个权倾一时的贵族之家却冒出了一个具有大家风范而又充满着平民意识的小姐。这位小姐注定要背叛自己的贵族家庭，与马克思博士一起走那条充满荆棘的人生之路。

    郑东和老荣缓缓踏上这幢落满阳光，充满温馨的小楼。当你感受着马克思一家的命运时，你的精神不能不得到净化。

    故居纪念馆层为接待室、咨询处及举办不定期展览的展厅。第二层6个展室，以大量的图片和实物介绍了马克思的生平业绩，同恩格斯的友谊。这里陈列着中国党政代表团赠送的绘有马克思头像的瓷盘。一幅大型油画挂在这里，这是中国画家张文新的作品。

    画面上的马克思在书房里高昂着智慧的头额，思考着人类的命运。这是他在英国梅特兰公园路的书斋。靠墙放着装满书籍的书柜，书柜上一包一包的报纸和稿件，直摞到天花板。靠着窗子的两张椅子，放满了各种各样的文件、书籍和报纸。在房间正中光线最好的地方，是一张非常扑素的写字台。马克思在这里每天要工作12小时以上，他的休息就是在室内不停地走动，不停地思考。

    像画中的那样，他凝视着窗外雾气沉沉的天空，双手相抱，手指夹着劣质纸烟思考．在室内来回走动：以至在门与窗之间的地毯上踏出了一条痕迹，就像是穿越历史迷雾，在荆棘丛中开拓的一条小路，他最终倒在这条路上。诚如他自己说的那样：“我是世界的公民，我走到哪儿，就在哪儿工作。”“科学绝不是一种自私自利的享乐，有幸能够致力于科学研究的人，首先应该拿自己的学识为人类服务。”马克思认为，如果一个有学问的人不愿意自己，就不应该不积极参加社会活动，不应该整天整月地把自己关在书斋或实验室里，像一条藏在乳酪里的蛆虫一样，逃避同时代人的社会斗争和政治斗争。

    凝视着这张中国画家的油画，郑东在那儿出神地想。

    三楼的展览室陈列着各种版本的马克思著作，有中国翻译家翻译的《哲学的贫困》、《法兰西内战》中文本，有各种文本的《共产党宣言》。在琳琅满目的《共产党宣言》各种版本中，有陈望道译的流传中国的最早版本和周恩来在延安时期用过的版本。

    在众多的《共产党宣言》中文本中，有一本当年新四军一师一旅政治部翻印的版本吸引着老荣和郑东。

    这是一本纸质泛黄，装帧粗糙，唯一一本油印版的《共产党宣言》。这是中共早期领导人瞿秋白先生在上海时由俄文转译的珍贵版本。书的封面是标准的钢版体美术字，中间是用红色油墨拓印的马克思木刻像。封面的左上角有一个小小的依然清晰可辨的签名。老荣细看那签名竟是a省出版厅老厅长“高洪”的名字。

    这一发现使老荣兴奋莫名，他异常激动地对郑东说：“看到了吧，这本《共产党宣言》虽然也许是各种版本中最粗糙、最简单的一本，但那是中国一个年轻的共产党人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中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

    说完，老荣讲起了油印版《共产党宣言》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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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8年如火如荼的抗日战争在中国大地全面展开。冬十一月，溪城沦陷。之前日军曾遭驻茅峰山中国守军顽强抗击，最终日军以飞机大炮攻破防线。溪城惨遭浩劫，日寇陷城之日，溪城内外大火烛天，先后烧了7昼夜，所有繁华地区商店民房都付之一炬，古茅峰寺因是守军谭儒文师长的城防指挥部所在地而被炸成一片焦土。上海成为“孤岛”。

    一个16岁失学青年提着简单的行李，夹着一把雨伞，告别了年迈的祖母，只身来到上海求学谋生。

    青年出身书香门第，祖父曾是前清秀才，自幼家学严谨，曾经下功夫攻读经、史、子、集，也曾经得祖母指点而工于书法、绘画。在8岁上下父母先后去世，家道中落。

    慈祥的祖母贤德、善良、知书识礼，原为大家闺秀。27岁时丈夫因病去世，膝下仅儿子一人，孤儿寡母，家无恒产，又无固定的收入。她为别人做针线，勤俭持家，含辛茹苦拉扯大儿子。儿子25岁上病故，给她留下4个年幼的孙儿，那青年为长孙。年迈的祖母担起了抚养孙儿的重任，家境越来越窘迫。

    1939年那个闷热的夏季，清溪湖水翻腾着热浪，岸边垂柳上的“知了”发出阵阵的嘶哑的叫声，清溪古城的城头上插着血红的太阳旗，日寇的铁蹄践踏着这座千年古城。到处是残墙断垣，山河满目疮夷。青年终止了学业，含泪穿着父亲留下的青布长衫，提一只藤箱，离开了破败的小院。

    青石板铺成的小路，窄小的巷子两边，爬满牵牛花的篱笆墙内依稀一丛碧绿的芭蕉开着血红的花，在这个山河破碎的年头发出生命般的绿色。院内的大槐树下，是一幢青砖黑瓦的平房。年迈的祖母依在门框上，眼含热泪看着青年瘦长的身影，消失在小巷的尽头，踏上了艰难的人生旅途。太阳渐渐西落，暮霭中透出一层淡淡的血痕。

    青年来到了有着“十里洋场”之称的上海。一面是摩天大楼下美酒加咖啡似的醉生梦死，一面是来自沦陷区的热血青年“还我山河”的慷慨陈词。青年在这儿一边求学，一边工作。他利用自己的绘画特长在中法药房广告科找到了一个职业，结识了一批进步青年。他参加了他们的读书会，定期交流进步书籍，召开读书讨论会。一本著名的《论持久战》，一本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一本斯诺的《西行漫记》把他带入了一个崭新的世界。青年和读书会的同志们常常在窄小的巷子间，在昏黄的灯光下，交流着学习体会，讨论着抗日战争的形势，控诉着日寇践踏山河，残害同胞的血腥罪行，欣喜地传播着八路军、新四军抗击日寇侵略的信息。

    在迁到上海的苏州美术专科学校里，他得到了鲁迅先生的追随者、我国现代木刻运动的先驱麦浪先生的精心指导。他以笔为战旗，为进步文艺刊物撰写了一篇篇抗日文章，以稿费维持自己的学业，以刻刀为投枪创作出一幅幅鼓舞人心的木刻作品。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国的抗日战争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一天傍晚，他踏着法租界昏黄的灯光，来到了一幢石库门式的小院，登上了顶层那间简陋的小阁楼。阁楼不足三尺高，终日不见阳光，以至带有点阴暗和闷热，地板上打着地铺，简简单单的行李紧挨着一只小木箱。看书学习就在地铺上，写作刻木刻就趴在箱子上。就是这个狭小的空间，成了进步青年畅谈人生理想，制作抗日版画，奋笔疾书讨日战斗檄文的场所。

    主人为了接待来往的进步青年，特在阁楼的入口处书写对联一幅，上联为“摩天高楼高三尺”，下联为“来往客人当心头”。

    小阁楼是孤岛中的一盏明灯，点亮这盏明灯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这里是当年叶飞所领导的新四军一师一旅设在上海的一个联络点。这里团结了一批又一批向往进步的青年，这里输送出了一批又一批热血青年投身抗日前线。这里被称为孤岛中的“鲁迅艺术学院”、大上海的“抗日军政大学”。青年就是从这里走向新四军的苏北抗日根据地的。

    临别之前，老麦同志郑重其事地交给青年一个用红色绸布包着的木雕刻版，上面用简洁的刀法刻着一个长着大胡子的外国人形象。这就是马克思。一本线装本的黄历，宣纸对折的书页中间是用工整的绳头小楷译抄的《共产党宣言》。这是我党的早期领导人秋白同志从俄文版翻译过来的书稿。老麦同志嘱附他务必带到新四军苏北根据地。根据新四军一师一旅政治部的要求，拟准备带到苏北根据地印制后供战士们理论学习之用。

    1941年秋，青年和几位年轻的同伴，身穿大褂，头戴礼帽，提着小箱子，在上海外滩乘船去苏北。

    第二天拂晓，轮船靠上长江北岸。他们穿过敌伪的封锁线，来到了苏中抗日根据地。

    他们就像嗷嗷待哺的孩子来到了母亲的怀抱。这里到处是抗日救国的标语，“吃菜要吃白菜心，当兵要当新四军”。这里生活艰苦，却到处充满着欢声笑语。这批从上海来的青年知识分子组成了新四军一师一旅的战地服务团。他们是一群满怀救国热情的学生兵，根据每个人的特长分为歌咏组、话剧组、木刻漫画组。

    他被分到了木刻漫画组，他写得一手漂亮的美术字。在旅部他穿着灰色军装，扎着牛皮带，次由一个白面书生变成了一名抗日战士。他和他的战友走村串户以笔为旗，刻制版画，张贴宣传品，刷写抗日标语。他那一手标准的钢板体美术字，得到旅首长的好评。

    在那激动人心的日日夜夜里，他花了好几个昼夜在简陋的用土基垒成的茅草屋里，就着油灯一笔一画地刻下了《共产党宣言》这部震撼世界的巨著。他和他的战友们用手在油印机上印刷再把麦浪所刻的马克思木刻头像用红色的油墨拓印在封面上。当年这本以新四军一师一旅政治部名义印制的《共产党宣言》就这样在苏北根据地传开了。

    1942年秋，日本鬼子疯狂地向苏北根据地大规模扫荡，青年所在的战地服务团奉命转移去海安东台一线。

    初秋季节，气候闷热，在漆黑的夜幕掩护下，青年随大部队悄悄地通过了敌伪的三条封锁线，于凌晨到达东台的烧饼铺。队伍经的强行军已经疲惫不堪。团长决定原地休息。这里离伪军据点小灶镇仅仅是二里路。这时服务团领导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就地遣散了一批随队挑运道具、油印设备的民工挑夫，而使这支手无寸铁、男女混杂的文人队伍了行迹。服务团的男女队员和衣躺在田垅下青纱帐里，四周是一望无际的玉米地。战士们很快就进入了梦乡。

    凌晨，东方刚刚露出鱼肚白。青年拖着仿佛灌了铅一般的，随着全班战士，趁着灰蒙蒙的晨曦来到了一个小村子。村子里静悄悄的，老百姓已全部跑光，连狗的叫声都没有。村子里的住房很分散，一幢一幢的草房分在几个田头。全班十多个人宿营在两间民房中。四周是密密的青纱帐，太阳刚刚升起，就火辣辣地炙人，玉米地蒸发出一阵阵闷热的气浪。这支疲惫的队伍，其实是一群刚刚入伍的学生兵，他们已累得抬不起脚来，还没等到吃早饭，

    全班人就已经呼呼地睡去。他脱去军装，只穿一条短裤，在门口草堆上铺着的一块狭狭的木板上躺下，把背包当成枕头。躺下不一会，就打起了呼噜。门上仅仅挂着一块草帘。

    睡梦中，一颗子弹“嗖嗖”地打进了门帘。青年蓦然从梦中惊醒，一骨碌坐了起来。擦着睡眼还弄不清怎么回事，就听到远方的田野里响起了一阵密集的枪声，伴随着一阵恶狠狠的叫喊声：“别让新四军跑了……”

    “有情况，大家快醒一醒!”青年大喊一声。

    随手拿起木板向门框上撞去，“乒乒”几下，把屋里横七竖八躺着的同志们全撞醒了。大家纷纷跳起来，夺门而出，朝屋后跑去。他随着大家没头没脑地钻进了玉米地。匆忙中他只背了一个挎包，结果却忘了穿军装，穿着一条短裤衩就钻进了青纱帐。他心儿“卟卟”乱跳，脑中一片空白，耳畔是阵阵密集的枪声和人喊的嘈杂声。全班在几分钟之内全部跑散了。他光着脊梁在青纱帐里大气都不敢出，摸了摸身后的挎包还在，包里那块红绸包裹着的杨木版马克思头像还在，心中祈祷着马克思的在天之灵保佑，千万不能落入敌伪的手里。

    杂乱的脚步声渐渐远去。他懵头懵脑地用手拨开密密匝匝的玉米杆向北走了半个小时，终于走出了玉米地。来到一条小河边，撒了一泡尿，定定心，看了看四周，天色已经大亮，沟的后边栽着两棵浓荫蔽天的大枣树，树下有两间房屋。跑到房里，他惊喜地遇到了他的同志。大家相互打量着不禁笑出了声。一个个衣冠不整，满身泥浆，喘息方定，正捧着半生不熟的枣子在填着饥肠辘辘的肚子。

    他们七嘴八舌地商量下一步的行动，最后商定还是继续往北走。这时的他和同伴相比，已是狼狈极了。赤膊穿着一条脏兮兮的短裤，赤o的双脚沾满了泥浆，背着一个挎包，挎包里只有吃饭的家伙和一个红绸布包着的马克思头像。他随着这一行人再次踏进了玉米地，凭着青纱帐的隐蔽悄悄向北移动。

    当他们这支衣冠不整的军队，从玉米地刚刚钻出来，大道上却迎面走来一列穿着黄色军装的伪军。当他们正想收脚向四面散开，躲进两侧的玉米地时，伪军们却涌上来，一阵乱枪横飞，口中喊着“缴枪不杀”，向他们四面包围过来，他们全部在伪军的枪口之下。

    他们心中“怦怦”乱跳，尚未回过神来，围着他们的四五十个伪军一拥而上，七手八脚地三四个人揪一个人，容不得他们挣扎，一个一个像是捆粽子一样，把他们捆了一个结结实实。

    一个满脸横肉的伪军连长，像是看猴子一样围着这个赤膊穿裤衩的小青年，看他文质彬彬的样子，白皙的皮肤却满是泥泞，就嘻嘻地笑着说：“你小子小小年纪，就去当匪军，怎么样，现在落在老子手里，你还有什么话说?”

    青年这时反倒镇定下来，昂起头瞪了他一眼，“呸”地一口浓痰吐在他的脸上，骂道：“你们才是匪军，烧、杀、抢、掠，给小鬼子当狗腿子，还人模狗样地在我们面前炫耀。”

    横肉连长从口袋里掏出了手帕擦拭了痰迹，恼羞成怒地从腰问拔出一把东洋指挥刀，把刀架在他的脖子上，威胁：“好个小兔崽子，还嘴硬，看是你的嘴硬，还是我的刀硬。”

    说完作势向他的脖子上砍去。当他眼一闭，下意识一闪，却一屁股跌在旁边的濠沟里。

    伪军们一阵哄堂大笑，于是又把他水淋淋地从塘里捞出来，反复几次，把他折腾得只剩下一口气，反剪着双臂躺在地下吐脏水，才罢了手。

    他们这支文化人组成的队伍，手中只有笔和木刻刀，是没有枪的，全是一帮只有一腔热血，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如今落入敌人手里，惟求保持气节，坚持主义，而其他也只能由着匪类摆布了。

    太阳明晃晃地炙烤着大地，成片的青纱帐蒸发出灼热的热浪。这支被俘的小部队经过一天的强行军，早饭未吃就被截获，真是沮丧极了。他们在黑洞洞的枪口押送下，像是串粽子那样被串成一串，押解着去了据点。

    一路上，他们悲愤地看到燃烧的草房，在大路两旁戏剧组演出用的箱子翻倒在地，一片狼籍，里面的衣服被掠劫一空。牺牲的同志流血的尸体倒在路边，刺刀扎在胸口上，腹部还淌着血，人已经断了气。四周的场地上杂物抛了一地。

    他的鞋子跑掉了，赤脚在滚烫的盐碱地上步履蹒跚地艰难地向前移动着。路上的小石子，被阳光一晒，就像是踏在滚烫的的小钉子上，一齐钻进脚底，剧痛不已。那用长绳串着的被俘人员，谁跟不上队伍，就被伪军用枪打在胯骨上。他强忍着剧痛，跌跌撞撞地走着。没走几步路脚底板上就起了血泡，鲜血沾着污泥，脚底板开始溃烂。

    中午时分，他们被押进了伪军据点。

    这是一个有着几十户人家的大村庄。据点的四周有一条小河。河边架起了密密的铁丝网。在一块空场的尽头，几间高大的瓦房一字排开，四面是一些高矮错落的草房。

    被俘人员被关进了大瓦房东边的一问厢房。他们被松了绑，刚想活动活动筋骨，一声粗野的断喝：“不许乱动，全部蹲在地下，不许讲话。”他们被勒令分散坐在地下。几个肩扛着汉阳造长枪的伪军在门外来回梭巡。

    被俘的6名同志愤怒至极，一个个饥肠辘辘，头脑发昏，浑身痛疼，无话可说。他们谁也不能预料前面等待着他们的是什么，脑子里一片空白。

    天黑时，看门的伪军吆喝着送来一瓦罐凉水，几只黑呼呼的麦饼。他们喝了几口水，吃了麦饼，感觉开始好起来了。在昏黄的马灯下，他们昏昏欲睡。

    将近半夜时分，外面嘈杂的人声惊醒了他们。

    他们被带到了院子里。一个挂着盒子枪的伪军头目，把他单独拉出了队列。院子里点着一盏马灯，像是鬼火一样，四周秋虫昭唧，头上星斗满天。这个伪军头目穿着皮靴，在院子里踱来踱去伪军头目突然回过身来，一把夺过青年紧紧捂着的随身小挎包，胡乱地翻弄起来。里面其实并没有什么，只有一只吃饭、喝水用的白洋磁茶杯和木刻的马克思头像。当伪军头目用手触摸到那个红鲂包裹着的木头疙瘩时，眼睛顿时一亮，以为里面藏着金条、金块一类。他用手掂了掂，份量很轻，感觉不像金子，于是用手解开那块红绸布，指着那刻着人像的木头好奇地发问：“这是什么?”

    青年灵机一动，从从容容地回答：“这是钟馗像。”

    “是干什么用的?”

    “是印护身符用的。”

    “这钟馗老爷怎么没带官帽?”

    “这是外国洋钟馗。”

    “这外国也有钟馗吗?”

    “这外国也有鬼呀，东洋鬼子，西洋鬼子，日本鬼子，德国鬼子都是鬼，这鬼不分内外哩，钟馗也不分内外的。”

    他的身后，同伴们一阵轻松愉快的嘻笑，好像笑那伪军头目的少见多怪。

    伪军头目自己不好意思地笑了起来：“嘻嘻，这皇军也叫日本小鬼子呢。”他轻轻地说。

    “这新四军也讲究这个。”他自言自语一阵，竟把小挎包还给青年。

    他收起了笑容，冷笑一声后，开始训话：“嘿……嘿，兄弟我知道你们是干什么的。玉米地抓起来的那批人要交给上面去办。你们6个人，明天也要送走哩。但是，如果你们愿意留在兄弟我这儿干事，我可以收留你们。你们都是有文化的人，我们部队也缺呢。”

    他们沉默，没有一个答他的腔。伪军头目自说白话地演讲了一通南京政府汪主席“曲线救国”的道理。最后竟也把小鬼子大骂了一通，好像他也很抗日的样子，只是迫不得已，“人在曹营心在汉”地表白了一番。见还没有人睬他，只好挥了挥手，他们又被押走了。

    第二天天未亮，他们6人又被20多个伪军押着，全部绑着双手，一根长绳串着押往镇子上去。

    天亮时分，他们被押进了镇子。当他们迎着晨曦，踏上小镇那青石板铺成的小路，鱼贯地横穿过喧闹的街市时，店铺两旁神色忧郁的老乡用关切的目光注视着这支衣衫褴褛的队伍。这时他们反而从容坚定起来，人人昂起了不屈的头颅，步伐也开始铿锵起来。青年虽然赤着脚，光着上身，步子有点趔趄，但他也努力使他自己从容镇定一些，一副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样子。他们努力要给老百姓看一看，铁的新四军战士是可杀不可辱的。青石板路上留下了他们的步履，留下他那滴着鲜血的脚印。他为此而感到骄傲。

    他们被关进了伪警察局的土牢里。

    在阴暗潮湿的牢房中，他抱着小挎包坐在泥地上。马克思的像真的成了他的护身符。牢中每人每天只有一顿饭，那是一碗夹杂泥沙和麦粒的米饭，放上几块烂茄子。当晚他就发了疟疾。

    在土牢里，精赤的身子，被潮湿所包围，身子发冷时就咬牙顶住，身子发热时就顶不住了。他躺在潮湿的地上，喘着气轻轻地哼着。时间就这样一天一天过去。

    到了第六天中午，他发烧发得几乎昏迷过去，他被几个伪军架着拖了出去，在铺着青石板的路上拖过。他们被带到了一座大寺庙里。他恍惚着看到眼前是高高的台阶，宽大的厅堂，他已虚弱得坐不起来，眼前金星乱晃，双手扔紧紧地攥紧x下的挎包。他躺在地下，那个穿皮靴的伪军头目开始发话。

    这个家伙，这回脸上露出了一丝笑容，和和气气地说：“决定放你们回新四军哩。请你们带个口信给你们的长官，一是请他不要围困攻打这里的据点，二是不要破坏公路交通。如果答应，兄弟保证把押在这里的几十名服务团的团员全部释放。本长官宽大为怀呢，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否则……哈哈，别怪兄弟不客气。”

    训完话，伪军头目和颜悦色地吩附伪军好好招待新四军的兄弟们。伪军们忙不迭地端来大米饭，红烧肉，烧茄子，最后竟然还上了切开的西瓜。

    又饥又饿的他们不管三七二十一，毫不客气地大吃一通。青年正发着高烧，他没有吃米饭，只咬了一小块西瓜。听说要让他们回部队，精神为之一振。吃完饭，他们又被押回了据点。这回没有捆绑他们。

    被俘的第七天，他们6人又被叫到院子里，那个伪军头目又分别给了每人几张伪币，竟还伸出手和每人握了握。最后龇着满嘴烟垢的大黄牙说：“你们出了据点后，就朝东面的方向走，你们的部队就在那边。见到你们的长官，莫忘了帮兄弟美言美言，兄弟当这差也是出于无奈呢。小鬼子我也恨哩。”说完向他们挥挥手。

    做梦也没想到，他们就这样在被俘7天后竟获得了自由。几名伪军陪着他们穿过广场，走过铁丝网，涉过小河，通过哨卡，然后他们就上了大路。

    他们穿过铁丝网防御工事时，有几队伪军正在操场上出操。队伍周围整整齐齐地放着几十挺轻重机枪。他们心中清楚，这是伪军在向他们显示实力。

    青年在老乡家里用伪钞买了一双千层底布鞋，在班里同志的搀扶下走上了大路。太阳落山的时候，他们回到了自己的部队。

    后来他们开玩笑地说：“这次脱险，完全是依赖了马克思这位党的老祖宗在天之灵的保护。”其实，这是一旅首长向据点伪军发出了最后通牒，如不放人，立即进攻据点，武力解决，敌人害怕了，也为了留一条后路，才同意放人。以后，其他被关押的同志也陆陆续续被放了回来。这是新四军军史上一段著名的公案，被称为“小灶事件”。只是到了27年后的1967年，在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中，“小灶事件”又重被提起，参与事件的这批文化服务团团员尽数被审查。那时的青年已成了党报的总编辑，被当成“叛徒”押解到溪城的“五七”干校，被整得死去活来。这是后话。

    说到这里，老荣对听得入神的郑东神秘地眨了眨眼睛继续说：

    …文化大后，落实政策，当年的总编辑已进入了老年，他被任命为新组建的出版厅厅长，这就是我们的老厅长高洪同志了。这块马克思的木制头像版子和用这个版子印的(共产党宣言》油印本，他一直珍藏着，既是表示对马克思的景仰，又表示对那段脱险经历永久的纪念。80年代初，德国社会民主党出版代表团来a省访问时，高洪同志亲手将这块木刻版马克思头像和油印本《共产党宣言》赠送给了代表团。高洪同志还颇有感情地介绍了那段奇特的经历。当年我是翻详。”

    “想不到，高洪同志珍藏的文物被完整地移交到了马克思故居纪念馆，被永久地向世界公众展出。”老荣一边笑，一边指着橱窗中的实物对郑东说。

    100

    老荣和郑东边谈着边走出了马克思故居纪念馆的展室，来到了二楼展室外的走廊。

    走廊里盛开着鲜红的太阳花，在下午的秋阳照耀下发出火一样的光彩。下午的阳光把老荣那棱角分明的脸庞镀上了一层金色的光环，显得蛮神圣的样子。他们从走廊向下去是一个小小的天井，那里曾经是马克思家的小花园。绿色的草坪上开满了红、黄两色的郁金香。在那里可以看到远处小教堂的尖顶和古罗马城堡的断垣、竞技场的残壁、皇宫的遗址和横跨在摩泽河上的石桥。17世纪建造的这些古老的建筑群，显示了特利尔作为中世纪一个天主教大公国首都历史的悠久。这是一座古老而美丽的城市，四周依山傍水，山岗上长着葡萄藤和茂密的小树林。清澈见底的摩泽尔河由山谷中滔滔而出，从特利尔城的西侧穿过。河的两岸长满了美丽的芙蓉花。

    老荣看着这个晚霞笼罩的小花园说：“马克思以他犀利如剑的目光，劈开漂浮于人类峡谷的迷雾而揭示了人类历史的真实面目，预测人类历史长河的走向。他为人的正直无私，思想的敏锐深邃，都是前无古人的。无论是他生前的落寂，还是死后的辉煌，目为幽灵也罢，视为圣人也罢，他首先是一个大写的人，任何企图把马克思妖魔化或者偶像化的做法都是歪曲马克思伟人形象的。马克思是一个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家，他是一个一生追求卓越崇高的人。当他以自己犀利的笔揭穿了资本剥削的秘密，唤醒广大无产阶级为自身的解放而斗争时，人类是无论如何不应该忘记马克思的。”

    老荣有点激动地背诵着伯尔关于马克思的论述：

    “一部进步史，就是一部忘恩负义史。后生者只是一味地捞取和享用好处，至于曾为好处所付出的代价连想也没去想。搀和在这种忘恩负义之中的还有愚蠢、无知以及理论家、知识分子通常所具有的蔑视。工人运动、社会主义这样的词语甚至使人连哈欠也打不起来：人们几乎不知道，这些词语意味着什么，只是想象，这大概是某种红的左的东西，因而这已足够令人怀疑的了。须知：没有工人运动，没有社会主义者，就没有他们的思想家，他的名字叫卡尔马克思，当今六分之五的人口依然生活在半奴隶制的阴郁状态之中；没有斗争，没有起义，没有罢工，这需要发动，需要引导，资本家是半步也不会让的。在这一切消失在赫鲁晓夫先生的威胁性讲话之后，移至铁幕之后，便变成了可怕的幽灵。西方世界理应感谢卡尔马克思；尽管东方世界宣布信奉卡尔马克思，不过，似乎有一种远比争取如下远景更为复杂的想法：维护卡尔马克思，不要让我们的子孙认为他是可怕的幽灵。然而，没有马克思的理论，没有马克思为未来斗争所制定的路线，几乎不可能取得任何的社会进步，后代人享受这些进步都心安理得。”1

    郑东深深地为老荣庄严的神态所感染，他看过老荣的译文。伯尔的文章被老荣改成了(想起了马克思》发表在那本文摘杂志上。这篇文章曾经使他想起了马克思学说中闪烁着的最彻底的人道主义也即为人类的利益服务的崇高精神，想起了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想起了马克思的科学和理性的求实精神，彻底的批判意识，追求自由、公平、正义的价值原则。想起了马克思为追求真理而放弃优越生活颠沛流离的一生，他做为殉道者，他的一生是曲折而悲壮的。尤其是在他的学说1引自(伯尔文论》第60页，袁志英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版。被奉为宗教教义被送上神坛后，多多少少地成了政客们为追逐金钱和权力的工具，甚至衍化成对广大人民群众进行思想剥夺和自由限制的专制工具，其命运不同样是十分可悲的吗?“文化大”的悲剧就是这样。而马克思的一生，是体现了他与燕妮忠贞不二的爱情，他与恩格斯无私专一的友谊。如果没有人类这些最司贵的精神支持，很难想象马克思会将他的事业坚持到底，他可能会死于贫困，或丧于孤独。与他同时代一些大思想家、大哲学家结局较悲惨，如尼采和荷尔德林发疯、克莱斯特的开枪自杀。马克思是完全清醒地走向他的生存悲剧的。他深知金钱和权力对于人类命运的主宰而毅然决然向金钱和权力宣战，他想化权力为人类利益服务，使金钱造福了整个社会，从而才有了科学社会主义这一学说。这一学说的历史命运如何，还有待于新的社会实践作出肯定的答复。诚如伯尔在他的文章中总结的那样：

    马克思逝世时，他的学说还没有在战术的意义上发挥政治作用；它还在发酵；许多东西尚未发酵充分，有些已在爆炸，交到政治家手中，他的学说成了血腥的工具；也许只是因为这个世界对马克思尚未回答，利用他的失误，用来掩盖他的真理。他的学说在其手中成了政治工具的那些人利用他，以便掩盖他们的罪行和错误。马克思是者，是憎恨者，正是在其要成为学者的地方，他的仇恨驱使他进入失误的死胡同。他要将人从其自我异化中解脱出来，使其回归自身，可他却被人伪造成没有人性的偶像，这偶像需要无数的牺牲。西方世界以改变历史物质的方式来回答马克思，这种历史物质乃是其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西方世界以此耍弄花招，使其进入无可救药的唯物质主义，基督徒以无可救药的方式陷身其间而不能自拔，陷身于马克思的失误的后果之中，而非投身于他．的真理之中。

    那么社会主义者们应该怎样呢?也许“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命题才真正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真理之光。郑东默默地想，社会主义运动由低谷到崛起还有待于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来回答，这也是前无古人的。有可能由异化而进入误区，有可能沿着真理之光指引的方向而曲曲折折地到达彼岸世界。苦水和美酒的酿制均在偶然和必然相互作用的过程之中，美酒的兑制配方或方法稍有差错，便可能进入误区而酿成苦水。这就像是葡萄酒的兑制和酿造一样，中国式的葡萄酒如果酿成了德国式的或者法国式的，或者兼收中外优质而排除中外异质成为独特风味的鸡尾酒也许并不坏，只要能为大多数人民造福，未尝就不是马克思本来的意思。想到这里，他似乎又有点豁然开朗的意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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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荣和郑东默默地走出了马克思故居。脑海中幻化出海格特公墓静静的马克思墓地。眼前的马克思故居纪念馆和特利尔小城沉浸在万家灯火的暮色之中。远处摩泽尔河的滔声，把他们的思绪带得很远。他们想到了高洪同志保存的那本《共产党宣言》，上海亭子间阁楼的灯光下刻制出的马克思头像……心潮久久难于平静。

    匆匆忙忙之中，他们在暮色中驱车浏览了小城其他一些古迹。小龚将车停在了一个德国小餐馆门前。

    餐馆内灯光摇曳，每张餐桌上点着一枝小小的红蜡烛。烛光伴随着斯特劳斯的钢琴曲在小店内荡漾，留下一抹淡淡的温馨。

    他们品尝了一顿典型的德国式晚餐，酸菜、炸鸡腿、薯条、沙拉苹果，每人一杯可口可乐，几片面包。在德国女招待友好的微笑中，他们频频碰杯，三下五除二地吃掉了面前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晚餐。

    餐馆的左侧是古罗马时期的古城门，有着两千年的历史。这段历史记载着特利尔人的祖先由这里一直打到了科隆。这座城门是特利尔人的骄傲。这骄傲是强者对弱者征服的骄傲，因而带点血腥的意味，这血腥注入特利尔人世世代代的脉管的传承之中就成了传统。作为征服者总是令人骄傲的，而被征服者命运的屈辱和悲惨又有谁来同情呢?这同样是一个“二律背反”的问题。特利尔之所以有名，一是因为城市的古老，二是因为这里曾诞生了伟大的马克思。而马克思是同情被压迫者和被侵略者的，他同样也是特利尔人的骄傲，马克思在这里度过了17年时光，由这里走向波恩，走向世界……

    在这漫漫的秋夜中，小城特利尔月色朗照，群山隐约，灯光闪烁，显得十分迷人。他们告别了这个迷人的城市，原路返回法兰克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