壁的立夏去年包了两眼水塘，信誓旦旦地要“一年发起来，买上手表、缝纫机跟单车。”可到了春夏之交涨水的季节，鱼就开始莫名其妙地死掉，每天早上起来水塘周围一圈白色都是三四寸长的鱼苗尸体。打了石灰水也不见什么效果，一涨水还是死。到年底干塘，草鱼已经所剩无几，只捉到一些一斤左右的鲤鱼和两指来宽的鲫鱼。

    队上还有户人家栽过苜蓿，好像也没赚到什么钱。

    乡干部说的没错，现有的这些副业都不好做。没想到世上还有养蚕这么好的副业，成本又低风险又小收益还高，龙奎们哪能不动心。

    第三十章，副业（2）

    看到乡民们动心了，乡政府马上又发出一份通知来：

    “为全心全意帮助乡亲们养蚕致富，乡政府派工作人员各地走访，经过实地调查，终于为大家采购到了一批价格便宜、品种优良的好桑树苗。乡亲们想种的请速前往乡政府大院领取，只收根本费5毛钱一棵（当时鸡蛋是9分钱一个）。数量不多，先到先得。此通知请大家相互转告。”

    最后这句话抓住了要点。很多人一看要“相互转告”，心想完了，不到两天就会大伙全都晓得了，得赶紧，我悄悄地哪个也不告诉。龙奎就是看了通知后连龙章也没告诉。此时他手头刚好还有几十块钱。去年新养的猪娘下了八只猪崽，存活了四只。年初刚卖完四只猪崽，得了四十多块钱。给忠义买药花了十来块，日用也花掉一些，现在还剩二十多块。龙奎决定把这钱全都用来买桑树。反正蚕种要到年底才会来，到时候早又卖了小猪，再用那钱去买蚕种。

    桑树买回来，龙奎把潮湿的菜地边、田边和水塘边到处都栽上了。这树生命力强，到夏天，栽下去的桑树99都存活下来了，并且一棵棵都长得枝繁叶茂。

    六月里猪娘又下了九只猪崽。有一只先天不足，生下来就软绵绵的没能活下来，然后这蠢猪娘自己走动时又踩死了两只。活下来的六只两公四母。母的要等长到半大才能阉，所以猪崽在出栏之前主人家只要把公的阉了。两只中有一只可能是没阉好，刀口发炎，后来就一直不长个，到满月时才三四斤的样子。这一只自然是没人要，只能自己留着。另外五只卖出去得了六十多块钱。

    趁着手头有点钱，龙奎按照乡干部的指示，请了篾匠来家里织了三天的盘箕（圆型大竹匾）。竹子倒是不用花钱——房前屋后到处都是竹子，春上连茅坑里也会钻出竹笋来——工钱和酒肉伙食一起花了二十多块，织出五个直径六尺的大盘箕。龙奎把它们拿到水塘里洗干净了晒在塘堤上。

    小红和小兵放学回来，看到那么大个崭新的大盘箕摆成一排，自然是又新鲜又有趣。姐弟俩把书包一扔，鞋也不脱就在一个个新盘箕里打滚。滚过后又各自慢慢地移了一个背到背上，高声宣布自己是世界上最大的山螺（蜗牛），然后就背着大盘箕双膝跪地在塘堤上爬着。

    听到两个小家伙的笑声，龙奎赶过来喊：“放下来，快放下来，莫搞邋遢了。”

    “叔叔，这是做么业的呀？这么多。”小红问。

    “装钱的。叔叔家要发财啦！”龙奎笑呵呵地回答。

    可是到了年底，乡政府答应过的蚕种却不见有下文。龙奎们等了又等，盼了又盼，除了来催上交的，别的干部连影子也没见一个。大伙等得不耐烦了，就邀了几个人去乡政府问。奇怪的是每问到一个干部都说不晓得这事，“不归我管”。问归哪个干部管啊？回答说那人调走了。

    这一带方圆几十里也从没听说过有人养蚕，农民们自己自然不知道往哪里去弄蚕种。于是全乡轰轰烈烈的养蚕行动胎死腹中，便不了了之。

    对于那些种下去的桑树，也没有人告诉乡民们该怎样处理。龙奎们等了两年不见动静，只得把桑树全砍下来，晒干了当柴烧。可这桑树偏偏又生命力极其旺盛，年年砍年年发，把地都啃贫了，后来在这栽过桑树的地上种的豆子玉米之类收成都不好。

    而那些超大号的盘箕，除了贺十婆子偶尔背一个出来晒晒菜干外再也派不上什么用场，挂在墙上年复一年慢慢地就长了虫。再取下来时满盘箕是结成串的虫屎，倒像真养过蚕似的。

    义伟是真正的不知什么叫忧愁。养蚕泡汤了，猪价跌了，农业税涨了，征粮加了，这一切都与她无关。她只管每天做三顿饭，忠义基本上是贺十老两口在带。除了做饭，她常年做得最多的事就是捡柴。每天碗一丢，她就背着个背篮出去了。要是小红和小兵放假，她就跟在两个小侄子的屁股后面。姐弟俩把牛放在山上，或者把自己的猪草寻好，就爬上树帮婶婶折枯树枝。小村角落里的生活日复一日地几乎一尘不变，跟前跟后的傻婶婶陪伴了小红和小兵的整个童年和少年时期。风里来雨里去的，小姐弟俩与婶婶之间倒生出了一份超越年龄差距的友谊和一种忽略义伟智力残缺的亲情。

    第三十一章，“锅锅”

    1986年，忠义三岁了，终于能够坐起来，走路却还是不行，也不会说话。对他的治疗早就停止了，一方面是因为不见什么显著的效果，另一方面是由于龙奎实在是拿不出钱来。一年下来连吃饭吃油都成问题，那里还有钱常年累月地给他吃补药。

    刚开始发现忠义有问题时，舅舅和姨妈们都还偶尔来看看他，也零零星星给过一些钱送过一些吃的，但时间久了不见孩子有什么起色后大家也就失去了耐心。再说各家都有各家的事要忙。吃国家粮的舅舅和姨妈也只是小城镇上的职工，并不是什么官居要职的大干部，自然也就阔不到哪里去。而在农村的两个则与其他普通农民一样，在农业税、上交和天干大水的重重压力下挣扎着养家糊口、送孩子上学，对外甥也就心有余而力不足了。所以舅舅和姨妈们渐渐地也就来得少了。

    百家蛋已经讨过一遍就不好意思再讨第二遍，所以连日常的“加强营养”也成了一句空谈，现在孩子只能跟着父母吃缺油少盐的饭菜。邻村一个在省城上大学的小伙子告诉龙奎，忠义如果生在城里的有钱人家，应该早就加入了康复中心，每个月定期去医院，有医师指导行为动作，练习站立走路，一日三餐也在医师指导下调配，也许一年多下来他已经学会走路也学会喊爸爸妈妈了。

    人说贫贱夫妻百事哀，贫贱父母也是百事哀啊。没有钱，再多的爱再深的疼都无从表达。

    这一年龙元十七岁，比以前懂事多了。他动手在门前地坪上分两排打了一些木桩，拿两根千担并排卡在木桩中间，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以千担为扶手的走廊。他把忠义抱过来放在这个走廊里，让他扶着千担学习走路。刚开始时忠义站都站不稳，身子一个劲地往下坠。练习了几天后终于可以勉强站起来一会儿。练了一个多月后，他摇摇晃晃地开始走路了。不过他走路的姿势跟别人不一样，他不是往前迈脚，而是往侧面迈脚，像螃蟹一样横着走。

    又过了一段时间，他也开始张嘴“啊，啊”地叫，似乎想学说话。贺十婆子要做家务，义伟天天是出去捡柴，白天一般就是贺十老头带着忠义。贺十老头就耐心地教他喊“公公（方言，爷爷）”。只要忠义开口叫一声“啊”，贺十老头就纠正他说：“公公，公公。”

    老头子反正没有别的事可做，一天到晚只要带着这个孙。而忠义又不能跟他聊天，所以贺十老头教他喊公公倒也不嫌烦，还可以打破一下沉闷。于是公孙俩就整天一个“啊”，另一个就“公公，公公”，像养了两只鹦鹉似的。

    几个月以后，这小鹦鹉真地开始叫“公公”了，不过叫得不太准确，叫成了“锅锅”。但贺十老头还是特别欢喜，喜出望外的。只要忠义一叫“锅锅”，老人家就乐呵呵地答应着：“哎！”

    这孩子一叫起来就没完，他整天“锅锅”、“锅锅”叫个不停，贺十老头就不停地答应“哎”。“锅锅”，“哎”；“锅锅”，“哎”。听起来还是像两只鹦鹉。

    后来忠义就发展到不管叫谁都是“锅锅”。从他家门前经过的人，不管男女老少，一律是“锅锅”；自己家的亲人，爸爸、妈妈、阿婆、叔叔、堂姐、堂哥等等，所有的人，也全都是“锅锅”。

    再后来，忠义就用这“锅锅”表达他想要说的一切语言。看着饭也是“锅锅”，地上走的鸡和狗也是“锅锅”，自己拉了屎也是“锅锅”。直到几年以后意外发生时，忠义还是没有学会说任何一句“锅锅”以外的话。

    转眼又是一年过去。到了1987年，队上（指李家组，农民们不习惯说组上，一直沿用人民公社时期的称谓“队上”。但“公社”两个字却没有人说了，都说某某乡）有一个妹子跟着同乡去广东打工，听说是帮别人带孩子。到年底回来，这妹子就成了全队除开几个当过兵的男人外个真正出过远门的人。

    “城里人，每个毛细眼（方言，毛孔）都跟我们乡里人不一样。”妹子这样向乡亲们描述，“他们，就是六月天扎衣袖都跟我们扎的不一样。不像我们，把整个袖子往上一捋，推上去就要得了。他们是把袖子这样慢慢地，一层一层地卷过来，叠好，一直叠上去，扎扎齐齐的！”妹子一边说一边拿自己的衣袖示范。龙奎们就目不转睛地看着她的动作，想象着城里人的文明样子。

    第三十二章，钱变水，雨绵绵

    队上那个包工头这两年承包了乡政府大楼和乡中学教学楼，两栋楼盖下来，现在他家发得更厉害了。

    年初发生通货膨胀，农民们不懂什么叫通货膨胀，他们是说“钱变水”。“不得了啊，钱要变水啦，那些有钱人的钱以后一文不值啦！”然后他们就看到公销社的东西飞也似地涨价，有谣言说以后盐都要涨到几十块钱一斤。

    普通乡民们能做的是把家里仅有的几块钱或者几十块钱拿出来，涌向公销社抢购大袋大袋的粒子盐。（听老人们说什么都可以缺，缺盐是最受不了的，以前战乱时受过这个罪，他们是在尿桶边沿上刮点盐来炒菜。）买完盐还有钱剩的人家就买两块肥皂或多称几斤猪油，不过这样的人家也并不多。

    唯独包工头家里还有很多钱不知道该怎么处理。钱要变水了，那么只有把钞票兑换成实物才能最大限度地减少损失。于是，他家把当时乡下能买到的东西全都买了很多，大堆大堆地码在家里。码完后发现实在是买多了，就干脆清理出一个衣柜当货架，在家里开了一个经销店。买了一经销店的东西钱却还没有花完，实在不知道买什么了，最后就把两口子百年之后（方言，讳指死）的棺材板买好了收着。其实这时他们才三十五六岁。

    他家新买的东西里有两台电风扇。

    龙奎和隔壁的彭立夏选了一个大热天，装作到他家喝茶，一起去享受了一次电风扇。两人回来后经过龙章家里，向小红和小兵夸耀：“那风啊，跟天上刮的风不一样，吹到身上凉爽爽的。这么六月天，多吹两下还打喷嚏哩！”

    不久后通货膨胀过去，彭十家和龙章家也都买了一台收音机。他们两家是同一天去买的，一模一样的“红灯”牌，30块钱一台。当时两家都是刚卖完猪仔，就约好了一起去买收音机。他们各带了二十多块钱，又各挑一担红薯米去乡酒厂卖了，终于凑齐了买收音机的钱。回来的路上，两个收音机一前一后挑在箩筐里，两家都把音量开到最大，一路“哇啦哇啦”地唱到家里。

    此后，龙奎每天傍晚都去龙章家里听天气预报。

    然而这个夏天，很长一段时间里的天气预报几乎没有任何作用，天天都是“有正雨，局部大到暴雨”，听了只能让人心烦。正是双抢时节。早稻刚刚收割完，天就开始跟漏了似的每天雨下个不停。下雨之前打的稻谷已经稍微晒了一下的，就在家里地上摊开，而刚打下来的就只能堆在晒谷坪上，用稻草和盖过早稻秧的塑料膜盖一盖，上面再压上大扫把、废木板等重物，防止大风把塑料膜吹开。盖完后，乡民们就戴上斗笠背着蓑衣下田插晚稻去了。

    天一直没有真正晴起来。每次太阳刚露露脸，晒谷坪还没晒干，黑云又重重叠叠压到头顶上来了，接着就下起雨来。大家冒雨插完晚稻回到家里，看着没完没了下不完的雨，连吃饭的心思都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