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说:人口非控制不可!无组织无纪律,这样下去,我看人类是要提前毁掉的。
毛主席说:人多力量大,人多好办事,人是活宝,有人有世界!我母亲说,毛主席还说:不让老天下雨是不对的,不让女人养孩子也是不对的。
我姑姑哭笑不得地说:嫂子,你这是伪造毛主席语录,矫传圣旨,在过去是要砍头的。我们也没说不让大家生孩子,只是让大家少生,有计划地生。
人一辈子生几个孩子,都是命中注定的。我母亲说,这还用得着你们计划?我看你们是瞎子点灯——白费蜡。
姑姑们的努力,也确如母亲所言,是白费财力,还落下骂名。刚开始时她们将免费的避孕套发给各村的妇女主任,让她们分发给育龄妇女,并要求她们的丈夫戴上套子行事。但这些避孕套要么被扔进猪圈,要么被当成气球吹起来,并涂上颜色,成了孩子们的玩具。姑姑她们也曾挨家挨户发送女用避孕药,但妇女们都嫌副作用太大而抗拒服用。即便当场逼着她们吞下去,但一转身,她们就用手指或筷子探喉,将那药片吐出来。于是,结扎男子输精管的技术便应运而生。
那时候,村里盛传,男扎技术是我姑姑与黄秋雅共同发明的。也有人说,黄秋雅的贡献是理论构想,我姑姑的贡献在临床实践。肖下唇煞有介事地对我们说:她们俩,都是没结过婚的变态女人,看到别人夫妻双双她们心中嫉恨,所以发明了绝户计。肖下唇说我姑姑和黄秋雅先是在小公猪身上做实验,又在公猴子身上做实验,最后,她们在十个死囚犯身上做实验,试验成功后,那十个死囚被改判为无期徒刑。当然,很快我们就知道,肖下唇是胡说八道。
那些日子里,广播喇叭里经常传出姑姑的叫喊:各大队干部请注意,各大队干部请注意:根据公社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第八次会议精神,凡是老婆生过三个孩子及超过三个孩子的男人,都要到公社卫生院实行结扎手术。手术后,补助二十元营养费,休息一周,工分照记……
听到广播的男人们,聚在一起发牢骚:妈的,有劁猪的,有阉牛的,有骟骡子骟马的,哪里见过骟人的?我们也不想进皇宫当太监,骟我们干什么?当村里的计生干部对他们解释结扎只是把——他们瞪着眼反驳道:你们现在说得好听,只怕一上了床子,麻药一打,恐怕不止是我们的蛋子,连我们的机巴也要被她们割了去!到了那时候,我们就只能像老娘们一样蹲着撒尿了。
非常有利于妇女、手术简便、后遗症很少的男扎手术,遇到了重重障碍。姑姑她们在卫生院扫榻以待,但没有一个人来。县计划生育指挥部每天电话催报数字,对姑姑的工作极为不满。公社党委为此专门召开会议,做出了两项决议:一是男子结扎要从公社领导开始,然后推广到一般干部和普通职工。村里则由大队干部带头,然后推广到一般群众。二是要对那些抗拒男扎、制造和传播谣言的人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对那些符合结扎条件但拒不结扎的,先由大队停止劳动权,如果还不服从,就扣掉口粮。干部抗拒,撤销职务;职工抗拒,开除公职;党员抗拒,开除党籍。
公社党委书记秦山亲自发表广播讲话。他说计划生育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事,社直各部门、各大队必须高度重视,符合男扎条件的干部、党员要带头先扎,给群众做好表率。秦山突然变化了腔调,用聊家常的口吻说,同志们,譬如说我吧,老婆已经因病做了子宫切除手术,但为了打消群众对男扎的恐惧,我决定,明天上午就去卫生院结扎。
秦书记在讲话中,还要求共青团、妇联、学校积极配合,大力宣传,掀起一个轰轰烈烈的“男扎”高潮。就像历次运动一样,我们学校最有文才的薛老师编出了快板诗,我们用最快的速度背熟,然后四个一组,每人手持一个用纸壳或铁皮卷成的喇叭筒子,爬到房顶上,树梢上,大声喊叫:社员同志不要慌,社员同志不要忙。男扎手术很简单,绝对不是骟牛羊。小小刀口半寸长,十五分钟下病床。不出血,不流汗,当天就能把活干……
在那个不平凡的春天里,姑姑说全公社共做了六百四十八例男扎手术,由她亲自操刀的只有三百一十例。姑姑说,事实上,只要把道理讲透、把政策定好、领导带了头、层层抓落实,群众还是通情达理的。她做了那么多例手术,绝大多数人是在村干部和单位领导带领下走来的,真正调皮捣蛋的,动用了一点强制措施的,只有两例。一例是我们村的车把式王脚,一例是粮库保管员肖上唇。
王脚仗着家庭出身好,既反动又嚣张。他从拘留所被放出来后就放出狂话,谁敢逼他去结扎,他就跟谁白刀子进红刀子出。我的朋友王肝,因为迷恋我姑姑的助手小狮子,在感情上往姑姑这边倾斜。他亲自动员父亲去结扎,结果挨了两巴掌。王肝逃出家门,王脚手持大鞭追赶。追到村头池塘,父子俩隔水大骂。王脚:你这狗日的,竟敢动员你爹结扎!王肝:你说我是狗日的,我就是狗日的。王脚一想,骂儿子等于骂自己,便绕塘追赶。爷儿俩团团旋转,仿佛推磨。围观者甚多,添油加醋,煽风点火,引起一阵阵笑声。
王肝从家里偷出一把锋利的马刀,交给村支书袁脸,说这是他爹准备的凶器。王肝说我爹说谁敢让他去结扎他就用这把刀劈了谁。袁脸不敢怠慢,拿着刀去了公社,向党委书记秦山和我姑姑汇报。秦山愤怒地拍了桌子,说:反了他了!破坏计划生育就是反革命!姑姑说:不把王脚解决了,局面就难以打开。袁脸称是,说村里那些该当结扎的男人们都在看着王脚呢。秦书记说:抓这个反面典型。
公社公安员老宁腰挂匣枪,前来助阵,村支书袁脸率领妇女主任、民兵连长、四个民兵,冲进王脚的家。
王脚的老婆抱着一个吃奶的女孩,正在树荫下编草辫,见来者汹汹,扔下手中活,坐在地上,嚎啕大哭。
王肝站在房檐下,一声不吭。
王胆坐在堂屋门槛上,拿着一个小镜子,照她那张小巧而秀丽的脸。
王脚,袁脸喊,出来吧,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公社宁公安都来了,你逃过了今天,也逃不过明天。男子汉大丈夫,不如索性爽利些。
妇女主任对王脚女人说:方莲花,别嚎了。让你男人出来吧。
屋子里没有动静。袁脸看看宁公安。宁公安一挥手,四个民兵提着绳子冲进屋子。
这时,站在房檐下的王肝对着宁公安施了一个眼色,并对着墙角猪圈那儿呶了呶。
宁公安虽然一条腿短一条腿长,但行动非常敏捷。他几个箭步窜到猪圈门口,掏出匣枪,厉声喝道:王脚,出来!
王脚顶着一脑袋蜘蛛网钻出来。四个民兵提着绳子围过来。
王脚抹一把脸上的汗水,怒冲冲地说:宁瘸子,你咋呼什么?你拿着块破铁老子就怕你不成?
没让你怕,老宁道,乖乖地跟我走,啥事也没有。
不乖乖地怎么着?难道你还敢开枪?王脚用手指点着裤裆,说,有本事往这里打,老子宁愿被你用枪子儿打掉也不愿被那几个老娘们用刀子割去。
妇女主任说:王脚,你别胡搅蛮缠了,男扎,就是把那根管儿扎上……
该把你那个家什缝上!王脚指点着妇女主任的裤裆,粗野地骂道。
宁公安晃晃手中的枪,下令:上,捆起来。
我看你们谁敢?!王脚回身抄起一张铁锨,平端着,双眼发绿,说,谁上我就铲掉谁的头!
这时,袖珍女孩王胆,拿着她那面小镜子站起来。那时她已经十三岁,身高只有70厘米。她的身体虽然矮小,但长得十分匀称,仿佛一个来自小人国的小美人。她用小镜子将一束强烈的阳光反射到王脚脸上。她的嘴里同时发出一阵细弱的、天真无邪的笑声。
趁着王脚眼睛被强光照射、不能视物的当口,四个民兵一拥而上,夺下他手中的铁锨并反剪了他的双臂。
正当民兵试图用绳子捆绑他的双臂时,他突然放声大哭起来。他的哭声沉痛,令趴在他家院墙上、围在他家大门口看热闹的人们也跟着心中难过。民兵们手提绳子,一时不知所措。
袁脸说:王脚,你还算个男子汉吗?这么点小手术就把你吓成这样!老子已经带头做了,什么都不影响,你若不信,就让你老婆问我老婆去!
爷们,别说了,王脚哭着说,我跟你们去就是了。
姑姑说,肖上唇这杂种,是社直机关的反面典型,他仗着自己给八路军地下医院抬过担架那点事儿,死磨硬抗。但当公社党委研究决定要开除他的公职将他下放回村务农时,他自己骑着辆破自行车跑到卫生院来了。姑姑说,他指名要我给他做手术。他是个色鬼,流氓,满嘴下流话。他上手术台前还追着小狮子问:姑娘,我弄不明白,俗言道“精满自流”,可你们把输精管给我扎起来,我那些米青液怎么办?会不会把我的肚子胀破?
小狮子满脸通红地望着我。我说:备皮!
给他备皮时他竟然勃起了。小狮子没见过这种阵势,扔下刀子躲到一边。我说:你思想健康点!他无赖地说:我思想很健康,它自己要硬,我有什么办法?——好吧,姑姑说她拿起一柄橡皮锤,对准了,漫不经心地敲了一下,那东西顿时就萎了。
姑姑说,我对天发誓,王脚和肖上唇的手术,我做得非常认真,非常成功,但手术之后,王脚一直弯着腰,说我把他的神经给捅坏了;肖上唇,不断地来医院闹事,还多次到县里上访,说我把他性功能破坏了……这两个家伙,姑姑说,王脚有可能是心理问题,那肖上唇,纯粹是胡搅蛮缠。“文化大革命”中他当红卫兵头头那阵子,不知道糟蹋了多少姑娘。如果没结扎,他还有所忌惮,怕给人搞大了肚子不好收场,结扎后,他真是无所顾忌了啊!
章15
批斗县委书记杨林的大会,因为参加人数太多,无地可容,时任公社革命委员会主任的肖上唇别出心裁地将会场安排在胶河北岸滞洪区内。正是隆冬季节,水面上结着厚冰,一眼望去,一片琉璃世界。我是村子里最早知道要在这里开大会的人。因为我经常逃学到这里来玩耍。那天,我正在滞洪闸桥洞里凿冰窟窿钓鱼,听到头上有人在大声说话。我听出说话者是肖上唇。这个人的嗓音,我从一万个人里也能一下听出来。我听到他说:妈的,好一派北国风光!批判大会就在这里举行,主席台就搭建在这滞洪闸上。
这里原本是一片洼地,后来,为了保证下游安全,在胶河堤坝上修建了滞洪闸,每当夏秋季节胶河行洪时,就开闸放水,使这片洼地,成了一个湖泊。当时,我们东北乡人对此极为不满,因为那些洼地,尽管低洼也是地,种不了别的,种高粱还是可以的。但国家要办的事情,小民岂能违抗。我曾多次逃学,跑到这里来,看滔滔的洪水从十二个泄洪孔洞里奔涌而出。洪水过后,滞洪区一片汪洋,成了一个方圆十几里的湖泊。湖中鱼虾蕃多,捕鱼的人成群结队,卖鱼的也渐渐多了。先是在滞洪闸上摆摊,滞洪闸上摆不开,便移到了滞洪区东岸,在岸边那一排柳树下,依次展开。热闹时有二里多长。集市原先是设在公社驻地的,自从这里起了鱼市后,集市就慢慢地迁到这里来了。卖菜的来了,卖鸡蛋的来了,卖炒花生的也来了。连附着在集市上那些小偷小摸、流氓乞丐也跟着来了。公社组织武装民兵,前来驱赶过几次。民兵一到,纷纷逃窜。民兵一走,又试试探探地聚集起来。于是就这样半合法半非法地存在下来。我特喜欢看鱼。我看鲤鱼鲢鱼鲫鱼鲶鱼黑鱼鳝鱼,螃蟹泥鳅蛤蜊之类的也顺便看一看。我在这里看到过一条最大的鱼,有一百多斤,白白的肚皮,看上去像个怀孕的女人。那个卖鱼的老汉守着大鱼,畏畏缩缩的,好像守着一个神灵。我跟那些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鱼贩子混得很熟。他们为什么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呢?因为公社税务所的收税员经常来没收他们的鱼。有一些公社的闲杂人员,也冒充税务人员,前来巧取豪夺。那条一百多斤重的大鱼,就差点让两个身穿蓝制服、嘴里叼着香烟、手提着黑皮包的家伙没收了去。如果不是卖鱼老汉的女儿匆匆赶来大哭大闹,如果不是秦河揭穿了这两个人的真实身份,那条大鱼真就被他们抬走了。
秦河就是那个留着大分头、穿着蓝华达呢学生制服、口袋里插着一支博士牌钢笔、一支新华牌双色圆珠笔、模样仿佛“五四”时期大学生的乞讨者。他面色苍白,神色悒郁,眼睛里湿润润的,仿佛随时都会潸然泪下。他口才极好,满口普通话,讲出话来句句都似话剧台词——我后来之所以写话剧,跟他的影响有关——他总是端着一个硕大的白搪瓷缸子,上边用红漆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