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从来对他就没有好脸色。张明洋更不服气，两人同样的年纪，凭什么金自立是主任，他就只能是组长呢？

    尽管之前在金秋厂，我也被高总和孟小姐他们当过鱼蚌相争的棋子，但那都是公司的高层，没想到樱之厂小小的人事部办公室政治也这么复杂。我听得入了迷，不时傻傻地问：“真的？这是真的么？”

    王磊也一直在倾听，不时说几句：“哪里都是这样的，你别放在心上。”还有很多诸如此类的话，总之，他说了很多，但我没听到一句实质性的内容，感觉这个人城府好深。

    414。

    相比较王磊，张明洋却坦城得惊人。酒到半酣时，他又开始絮絮叨叨地讲起了他的经历。

    张明洋是江西人，1997年大学毕业，那时候的大学生己经不象以前那样包分配了。再加上没有钱和门路，他只好和三个同学到最偏远的一个村委会做选调生。虽然同是选调生，但有的选调生家里有钱有门路，下基层只是为了“镀金”，给以后的提拔做铺垫。而他这样没钱没门路的，也许一辈子也只能呆在村委会了。

    1998年水灾严重时，江西到处人心惶惶，修了很多水坝。为了防止随时可能出现的险情，水坝上要有人守夜。让他困惑不解的是，他们同去了四个选调生，但村委会一连七天都派他一个人去守夜。后来他才知道，其余三个人不是靠山很硬，就是拿了钱的。

    第八夜，水坝果然被大水冲开了，险情危在旦夕，这个时候他本该堵上大坝或做别的补救措施。他不是个贪生怕死的人，但他是家中的独子，他若死了，便没人赡养父母，一念之差，就转身就逃走了。幸好水坝虽然被冲开了，并没有造成太大的损失，但他却因此丢了选调生的身份，并从此与主流社会无缘。

    当时本想留在广州，因为广州有同学，但刚到火车站广场手机就被人偷去了。以前总听人说广州太乱，他本来还半信半疑，手机被偷后就相信了，再不敢呆在广州，就来了深圳，他一直到现在还记得，那年深圳的冬天格外冷！

    他在深圳找的份工作是医药代表，国家的政策是医院自己负责财务，药品实行各个省招标。如果药品统一采购，实行公费医疗，国家要补贴。也就是说，国家把这个包袱放在了老百姓身上，让病人鱼肉人，医生成为刀俎。医药代表就是利用现行的“医药不分家、以药养医”的格局生存的。

    没做医药代表前，还以为平价药店药品己经很便宜了，因为医院更贵，做了这行后，才知道平价药店也是暴利，现在的医疗制度实在太腐败了。有的药进价才几毛钱，但卖出才常常几十、几百元。

    比如一盒极普通的药，从药厂卖到一级代理商（全国总代理）为1。5元；全国总代理将其转卖到各地二级代理商（多数为私人承包）的价格为5元；二级代理商卖给医药公司的价格摇身一变成了30元，其中25元的差价费包括给医生的处方费12到15元，药房统计员的统方费2到3元，还有给医药代表的提成3到8元，其余则为二级代理商自留利润；药药公司卖给医院的价钱为35元，其中5元为医药公司中介搭桥费用；而医院最后卖给患者的价钱为45元，其中10元为医院自留利润。价钱较之出厂价己翻了30倍，据说成本低得可怜。

    出厂价1。5元的药就可以卖到45元，至于出厂价15元的药，最少都要卖到百元以上的。病人进医院看病，医生开药，看似平淡无奇，其实医生给患者开的每一支药都是有回扣跟着的，医生给病人看病开什么药不是取决于药品疗交，而是看哪家医药代表给的回扣多，药价越高回扣越高，拿得最多的就是科室主任和所谓教授级别的，最高的每月可拿十多万。当然，做手术的医生是不屑于拿这些回扣的，因为病人家属的红包早就把他们喂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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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明洋接触过的所有医生都有车，还是好车。单纯按照他们工资条上的收入，根本不可能买得起车。特别是中午时分，不少医生连白大褂都来不及换，就开车走了。很多时候，他们是被利益相关的人请去消费了，这些消费，很多是由医药代表请的。

    在公司老医药代表的引导下，张明洋仅做了半年，月收入就达到一万元了。但他却毅然辞了职，辞职的原因很简单也很复杂，因为他还没有丧尽天良：“看到病人如获至宝地拿着医生开的处方抓药，我心里就特别难受，真是应了那句话，‘被人卖了还帮人数钱。’”

    辞去医药代表后，他便开始从事工厂的人力资源工作。虽然他有理论知识，但珠三江这边工厂的人力资源工作并不需要太多的理论知识，是个人都能做，专业性不强，流动性就特别大，反正中国人多，你不做还有别人做。更重要的是，身为人力资源工作者，他竟然不站在公司的立场去压榨工人，有时还为工人说话，这是做人力资源的大忌，所以他在一家公司从未呆满过一年，直至辗转进了樱之。但明天，他不知道自己又会在哪里？

    说到这里，他唉声叹气地猛灌了大半瓶啤酒。对于我们打工者来说，每当谈到前途的话题，许多人和我一样心情沉重，看来身为樱之厂人事部招聘组长的张明洋也不例外。我不知道，是深圳这个城市让我们心情沉重？还是打工生活让我们失去了前进的动力？亦或是，整个中国都失去了统一的、明确的方向？

    张明洋喝得太多了，但我和王磊怎么劝也劝不住，他总是回签：“别管我，我心情不好。”

    到最后，他都喝得往外吐了。

    我这才想起去埋单。但服务生指着王磊告诉我：“那位先生己经付过了。”

    我回到座位想把钱给王磊，他却淡淡道：“算了。”

    如果他为自己埋单说出一大堆理由，我还准备反驳他，但他这简简单单的两个字，却让我没有任何理由再坚持，只好讪讪地把钱放回口袋。

    这时，他己经架起张明洋，正要离开时，张明洋却挣脱他的搀扶，踉踉跄跄地回过头，睁着被酒精烧得红通通的眼晴瞪着我，好半天才含糊不清地说了句：“杨海燕，看在你请我这顿饭的份上，送给你四个字，小心相本。”

    我一时没明白过来，迷迷糊糊地问：“你说什么？相本是谁？”

    他却又开始醉话连篇了。

    旁边的王磊犹豫了一下，小声说：“就是主管行政的相本副总经理。”

    我还想问什么，两人己经走出了川菜馆。我好半天也没缓过神来。小心相本，我为什么要小心相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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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张声洋的话让我担心了好几天，但随即便释然了。樱之厂有严格的等级制度，就拿人事部来说，文员属于最低一级，文员的上一级是管理员，管理员的上一级是组长，组长的上一级是主任，主任的上一级是经理，经理的上一级才是副总经理。办公室的等级还是经过简化的，要是车间，等级制度就更加严格和复杂了。一个普通文员和副总经理之间还有四个级别，怎么也轮不到我和相本打交道啊？

    还有，我现在面临的最大问题不是“小心相本”，而是在人事部所站的位置！小小的人事部，不过三十多人，却分成了几派，其中有两个最大的派别，一派是以金自立为首的，比较受相本喜欢；另一派是以张声洋为首的，比较得王经理欣赏。但虽然有王经理撑腰，张声洋毕竟比金自立低一个等级，就象王经理比相本副总低一个等级一样。虽然金自立比张声洋的管大，但现官不如现管，这就给很多职员造成一种困拢，到底该站在哪一派呢？

    人事部除了培训组、招聘组、薪酬组、事务组外，还要负责企业内刊《樱之人》的编辑及发先。培训组长由金自立兼任，培训组长是张声洋，薪酬组长是韩路，事务组长是史学宏，《樱之人》主编是崔平凡。

    韩路曾经做过财务，为人十分圆滑世故，对金自立竭力迎合，两人关系很好，经常在一起说说笑笑的。史学宏虽然勤奋，但太过老实，其余几个组不想做或不屑做的事情都推给他，弄得他成天手忙脚乱的，吃力不讨好，看到金自立象老鼠见了猫似的。崔平凡为人很是清高孤傲，据说曾出版过两本诗集，经常上班时间写诗，他的职位可有可无，所以不掺和任何一派，任何一派也不屑拉拢他。

    因为利益所趋，培训组、薪酬组是旗帜鲜明站在金自立一派的，事务组虽然对金自立很看不惯，也不敢公开反抗他。按理说，招聘组应该站在张声洋这一派的，但苗选婷对招聘组长的位子窥视己久，再加上她又是老员工，所以就和金自立走得很近，要本不把张声洋放在眼里。如此一来，张声洋就显得势单力薄了。除了阳容容、赵宁、刘文茜等另外几个招聘组人员外，没谁把他放在眼里。

    金自立还不满足，他还想把新进人事部的我拉进他的那一派里，让张声洋更加孤立起来。所以虽然因为胡琳的事情，我和他产生了隔阂，但现在却对我格外热情，仿佛我们之间从来没有过节似的。但我知道，时间久了，若我还没有下决心站在他那一派，这种照顾便会变成“小鞋”。

    我现在之所以能坐在人事部宽敝、明亮的办公室，一方面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另一方面和张声洋当初的推荐也是分不开的。何况，张声洋为人远比金自立坦荡诚实得多，我不会做忘恩负义的小人。

    虽然人事部复杂的人际关系让我心烦，但工作做起来还算得心应手。樱之厂人员流动率很高，反正中国别的不多，就是人多。几乎每天都有员工辞职或被解雇，负责办理离职手续的阳容容常常忙得晕头转向。与此同时，两个招聘点不间断地招聘新员工，特别是普工招聘点，几乎每天都是爆棚，门外黑压压站着来自王湖四海的打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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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环境变了，在最初的新鲜感过去后，新的苦恼又接踵而至。人事部是没有冲压机开了，但几乎每天都要做各种各样的表格。有时候做在电脑前做表，我恍然又变成了做表的机器。

    日本人对做表真是痴迷啊，芝麻绿豆点大的事都要做个表，然后对着表重复的开会，一次、两次，讨论的东西全部一样，并称这样比较有感全感。

    这样做的严重后果就是，人事部会议特别多，不但人事部会议多，整个樱之厂会议都特别多。并且大部分会议都在休息时间召开，如周日或周一至周六晚上。有时一开就是三到四个小时，还不算加班。虽然开会不算加班，但如果迟到或不出席，却又能一律按旷工处置。

    在车间上班时，每天宿舍、厂区、饭堂，三点一线，大多数时间处于睡觉和工作两种状态，根本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事。现在才知道，樱之几乎每天都在发生这样或那样的事情，这也是会议多的原因之一。

    在我进人事部半个月后，就发生了一次小规模的罢工。当时听说罢工，我紧张得心都提到嗓子眼里。但金自立却无所谓地说：“一群乌合之众，冒不出多大泡的！”

    这次罢工涉及时计组立工场的六组全体工人共计八十余人，这些工人几乎每天都要站16个小时，但本月所发的工资，以前每天两元的站立津贴却改成了每天一元。30元钱对有钱人来说实在连九牛一毛都算不上，但对这些来自农村的工人而言，却是一笔很大的数目。

    如果这次罢工能把所有被减去一半站立津贴的工人联合起来，也许会起到一定的作用。但六组并没有这样做，他们在向所属科长提出恢复每天两元的站立津贴被拒绝后，第二天便集体不来上班了。

    罢工期间，我去计生组立车间看了一下，偌大的车间里，除了六组，别的组仍在有条不紊地工作着，他们站在那儿象一棵棵高矮不等的权，机械地重复着一个动作，面无表情，目光呆滞。

    如金自立说的那样，这次罢工并没有冒多大的泡泡。两个小时后，那些在宿舍里睡大觉的罢工者终于耐不住了，在保安及部分管理员的劲说下，陆陆续续回到车间上班。

    虽然如此，当天下午，人事部还是张贴了一份告示，口气十分严厉：

    告示

    今天上午，计时组立工场在别有用心的闹事者带领下，无故罢工两小时，严重影响了车间正常的生产秩序，造成了无法估量的经济损失和恶劣的社会影响。

    现要求知情员工举报别有用心的闹事者，可直接向上级举报或将闹事者名字投入意见箱，必有重赏。

    若有知情不报者，一旦被查出，将受到严惩不怠！

    落款是“总经理室”，后面还有市川总经理的签名，可见厂方对这次举报是极为重视的。

    虽然没有知情者来人事部举报。但第二天打开意见箱上，我看到金自立面露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