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个别书籍，如张耀杰《谁谋杀了宋教仁：政坛悬案背后的党派之争》，虽然征引证据超过40件，但实际上只是抄录证据，并对一些无关紧要的背景性故事进行演绎而已，对证据本身的内涵基本不能理解，更不能揭示各项证据之间的内在关联。
    [28]《京师地检厅吊阅宋案卷宗》，《申报》1918年6月28日，第10页。
    [29]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编《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5卷上册，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第345页。
    [30]《举国同声一哭之宋先生宋先生案之一线光明》，《民立报》1913年4月5日，第78页。
    第二章 破解宋案谜团核心史料
    无论研究何种历史问题，首先必须注意核心史料的掌握和利用，不清楚所研究问题有哪些核心史料，或者轻视乃至无视核心史料，所做研究工作就不能被称为专业、严谨的学术研究，所得结论自然也就很难经得起检验。对宋案研究而言，史料并不缺乏，其中可称为核心史料、对于破解该案谜团可起到关键作用者，主要有以下五种。
    一 京师警察厅总监王治馨在追悼宋教仁大会上的演说
    按照史料面世时间，京师警察厅总监王治馨在追悼宋教仁大会上演说词的披露，比江苏都督程德全、民政长应德闳于1913年4月25日深夜通电撮要宣布宋案证据，还要早近一个月，因此理应首先注意。
    宋教仁被刺身亡一周后，北京国民党本部于1913年3月28日开会商讨应对策略，3月30日下午又在湖广会馆举行追悼大会，京师警察厅总监王治馨代表赵秉钧出席，并发表演说。赵秉钧时任国务总理兼内务总长，王治馨为赵之属下，与赵为烟友，又与赵之心腹秘书丁惟忠为同乡，因此赵、王二人关系极为密切。[1]在追悼大会举行前，凶犯应夔丞、武士英已分别于3月24日凌晨及上午被抓获，与应夔丞关系密切的洪述祖则于3月26日晨由北京出逃至天津，两天后乘火车南下，辗转至青岛德国租界藏匿。洪述祖为内务部秘书，于是，赵秉钧不可避免地受到猜疑。3月29日，共和党《亚细亚日报》突然发出如下一则关于国民党本部会议的消息，称：
    张继氏日前在该党本部对于钝初死事之演说，洋洋千言，大略谓：钝初之死，据外间消息，实为应夔丞所指使。应本上海流氓，虽为我们同盟会人物，但此人近恐已为人收买，故吾人对于应夔丞之外，仍须根究主使之人云云。其词中并及于现总理赵秉钧云。[2]
    这则报道实际上暗示赵秉钧为刺宋幕后主使。《亚细亚日报》同时又报道，赵秉钧对于有人影射他与刺宋案有牵连，大为愤慨，于3月28日下午面见袁世凯，要求辞职，表示：
    我不愿为总理，实以总统委托，不敢放弃国民责任。受职以来，朝夕劳苦，发白齿摇。不意区区苦衷，无人见谅。现在宋钝初一案，外间某党竟疑秉钧主使。此事毫无公理，秉钧万难缄默，拟请即行辞职，前往上海，与凶手对质，以期水落石出。[3]
    就是在这样一种微妙时刻，宋教仁追悼大会于3月30日下午在湖广会馆举行。这让赵秉钧颇为踌躇，因他挂名国民党籍，又身任国务总理兼负责治安的内务总长，若不参加追悼会，不但无法向外界交代，也对不住自称与他关系甚为融洽的宋教仁在天之灵；更严重的是，外界将很可能因此愈加怀疑宋之被刺与他有关。但若参加追悼会，则难免有些尴尬，身处嫌疑的他，显然不能装聋作哑，若无其事；而若解释，则凭何取信于人？故由同样挂名国民党籍的王治馨代为出席追悼会，就成为赵熟虑之后的抉择。由王治馨以京师警察厅总监身份在追悼会上表明缉拿凶手的决心，也就等同于赵秉钧向国民党表明了自己对处理宋案的态度；同时，派代表而非亲自出席追悼会，又表达了他对国民党有人怀疑他为幕后主使人的不满。
    对于王治馨在追悼会上的演说内容，当时各报多有报道，但详略不一，较为完整者如3月31日《大中华民国日报》记道：
    昨日（三十号）国民党为宋教仁在湖广馆开追悼会，党员赵智庵派京师警察（总）监王治馨代表莅会，其演说词大致谓：赵与宋有密切之关系，其关系即由政党内阁而生。自宋被刺后，上海拿获凶犯为应夔丞，应与内务部秘书洪述祖又有密切关系，不仅外间报纸啧啧，即总统亦不免疑赵，而赵则以洪述祖时往总统府，又不免疑总统授意。及前日赵与总统面谈，彼此皆坦然无私，唯总统说：洪述祖曾有一次说及总统行政诸多掣肘，皆由反对党之政见不同，何不收拾一二人，以警其余。总统答以反对既为党，则非一二人之故，如此办法，实属不合云云。现在既闹出此种乱子，难保非洪述祖藉此为迎合意旨之媒。唯有极力拿治，以对死者。鄙人现为警察长，已搜出证据多端，另抄一本，皆洪与应之秘密通信，可交吴莲伯，供党员参考，并通电各省都督，捉拿洪述祖，以期水落石出云。[4]
    末尾有记者按语：王所言如此，当时会场万目万耳，同见共闻。演说中所云吴莲伯，即吴景濂，国民党重要人物，时任临时参议会议长。由前日赵与总统面谈云云，可知袁世凯是在3月28日，也就是赵秉钧去总统府辞职之时，向赵提及洪述祖曾建议收拾反对党一二人这一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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