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与应结识不久，便举荐其任江苏驻沪巡查长，并竭力助其取消黎元洪通缉令，又请总统下特赦令，目的不过是欲与应合作谋利，并利用应之帮助，运动做官。然而，结果是，除了借收抚共进会骗得一些钱外，借构陷孙黄宋索款以及运动做官，皆以失败告终。尤其出乎洪预料的是，在购买所谓宋犯骗案刑事提票一事上应夔丞会食言，不仅欺骗了中央，也欺骗了其本人，这使得洪在袁世凯面前信用尽失。款没索到，官没做成，现在连袁世凯这座靠山也将可能失去，对洪而言是很致命的打击。而从洪述祖3月18日催促应夔丞杀宋一电中倘空言，益为忌者笑一句所表达的心情来看，洪述祖极有可能还因为购买宋犯骗案刑事提票无果而受到袁的嘲笑。袁嘲笑他尽说空话，而这显然刺激了洪。因此，他亟须做一件事来给袁世凯以交代，挽回袁对自己的信任。洪本著名胆大妄为之人，[285]心术险狠，尤有敢作敢为之胆量，[286]又善窥人意，以为媚上之术，[287]加之事关自身前途，这才先后假托中央燬宋酬勋位及债票特别准，诱使利欲熏心的应夔丞将宋教仁杀害。而他敢于做出这一选择，除了自恃与袁世凯有特殊关系外，显然也是因为他透过解散欢迎国会团、操弄宪法起草以及构陷孙黄宋等事，深切领会了袁欲对付国民党人的心思，只不过袁世凯作为临时大总统，对付国民党的手段很多，无须采取暗杀这样的办法。关于这一点将在第五章进一步论述。
    除为个人私利前途计外，不可否认，洪述祖杀宋更深层次的原因，还是在政治方面。洪逃往青岛之初，曾口出狂言，谓共和系我首功，无我即无共和，宋教仁反叛民国，自可杀。[288]又对前往青岛与其见面的言敦源声称，共和乃彼手造，宋主张政党内阁，是破坏共和，余故杀之。[289]在5月3日通电中，洪述祖也把自己说成共和维护者，其言道：
    述祖于辛亥秋与唐绍仪在北方赞成共和，期为救国起见。一年以来，党争日剧，怪状百端，使全国陷于无政府地位，心窃痛之。尤以上年宋教仁等连带辞职，要挟中央，为党派专制之祸始。中国教育幼稚，人材缺乏，合全国稳健分子，立贤无方，共谋政治，尚虞不济，宋教仁乃欲借政党内阁之说，以遂其植党营私之计，垄断政界，党同异伐。一室操戈，是共争也，非共和也，是党派专制也。其弊甚于满清贵族专制，其祸必至于亡国灭种。而一般盲从之徒不知宋教仁行伪而奸，言伪而辩，一倡百和，搅乱大局。非讦发宋之劣迹确据，宣布中外，不能毁其名誉，败其势力述祖宗旨不过欲暴宋劣迹，毁宋名誉，使国民共弃去之，以破其党派专制之鬼蜮而已。[290]
    洪述祖诡辩其所作所为仅是为了毁宋名誉，但如前所述，宋教仁为其造意杀害，毫无疑义。洪述祖的通电，让我们联想到2月底3月初袁世凯借与某政客谈话向外界公开表达的内政、外交主张。其中内政方面，袁世凯首先对每举一事，党界攻击不留余地不以为然，表示吾既受同胞之托，自当尽心办事，不辞劳怨，宁牺牲名誉，不能听少数人之主张而沮吾气，接着说：
    目下内政方面，尚须以维持现状为第一要著。各处内乱，多由少数人嚣张所致。中下之流以谣言为是非者多，中上人物为大局计，须以稳重态度对待之。遇有谣传是非，若先自惊惶，随声附和，即有少数土匪乘之窃发。但国法具在，不难剿定。军警严遵命令，保卫秩序，报章辨别是非，黑白自分。一俟国会召集，若选举余为正式总统，余必组织有才有识之内阁，督率文武百官，抱定不移宗旨，按照法律，实心办事三十年后，何患不臻富强，安有再如今日之穷困乎？此则吾之志也。[291]
    正是在袁世凯发表以上谈话后几天内，洪述祖产生了杀宋念头，而从洪述祖5月3日通电可以明显地看出其在政治上对袁世凯的迎合。袁强调维持现状为第一要著，洪即攻击国民党扰乱大局；袁坚持其一贯的人才内阁主张，要组织有才有识之内阁，洪即坚决反对宋教仁的政党内阁主张，称后者为植党营私，党同异伐，一室操戈，是共争也，非共和也，是党派专制也。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国民党人并不认为像洪述祖、应夔丞这样的人有自己的政治主张，试图以此来论证洪、应没有动机和理由杀宋，真正欲杀宋者是洪、应背后的主使之人，也就是受到宋教仁政党内阁主张威胁的袁、赵。因此，当赵秉钧于勘电中认为杀宋起意于应夔丞，应犯谋刺宋教仁，其杀机起于《民立报》载宋在宁之演说时，徐血儿批驳道：
    宋在宁之演说，即演说责任内阁及平民政治之精神并攻击政府之失政者也，此种演说，光明磊落，为政党首领所应有。赵何以即知杀机即起于此？且此种演说，纯为政治上问题，于洪述祖、应夔丞有何关系？更何足引起洪、应暗杀宋先生之动机？以此相质，则暗杀之动机既起于是，洪、应二人决非主谋可知。[292]
    捄炎也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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