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夔丞被刺后，北洋《德华日报》曾发表题为《政治关系之暗杀案》的社论，对应夔丞竟然敢到北京来表示惊讶，并谓政府方面之意思，则似谓暗杀系由党人发动，陈某或当假手于其间。[115]德文报社致天津电亦谓：政府现确信，应夔丞之死系由党人方面之发动，以陈为尤可疑。[116]而一般津人之言论，也认为杀应者必陈其美之徒。[117]由于当时报纸曾报道陈其美在哈尔滨逗留，并以红胡子自护潜入内地，故有怀疑应夔丞为陈其美所刺的议论，实则这仍旧是由将陈其美视为刺宋主谋推论出来的结果。事实是，陈其美并非刺宋主谋，何以要刺应？若要刺应，何以不在撤离上海时在狱中动手，而要等其越狱半年之后？
    对于应夔丞被刺，曾在总统府政事堂机要局任职的叶迦的判断是：袁盖饬警以电刀杀之。[118]又，陈灨一《睇向斋秘录》中有《应桂馨死事之别闻》一篇，很值得注意，其文曰：
    应桂馨之死，项城杀之也；项城曷为而杀之？应桂馨自取之也。宋教仁之被刺，应以共犯，证据确凿，逮入囹圄。旋乘大局鼎沸之际，越狱潜遁，入都谒项城，自陈刺宋有大功，要求给还垫款十数万金，更要求外省重要之位置。项城佯笑曰：予拟借重，固已非一日。金钱尤小事，君欲几何，无不与耳，望稍安毋躁。惟君此际乃民党欲得而甘心者，言行举止，难免无人暗中侦察。予决选派武士二人，令其随时随地出入相随，以资保护，如何？应称谢。所谓武士者，即陆建章部下之军事侦探，日日以捕拿乱党为事，而诬良为匪者也。项城既密令陆遴选二人，复属令授以计，使乘间置彼于死地。又密电致直隶都督赵秉钧，谓：应胆大妄言，目无元首，斯人不除，后患未已。希君托词有事面商，电令克日至津。予一面自有对付之法。赵遵即电京。应得电大喜过望，遂偕所谓二武士，乘京奉特别快车如津。中途，二人入头等车室，以所携短刀，向应遍身乱刺。顷刻气绝。二人故作惊慌失色状，鸣警笛，令停车搜捕凶手。时车已抵黄村铁路车站，亟以电话报告天津总站，总站据以报军警各机关。迨车抵津站，宪兵警士蜂拥上车，群责二武士保护不力，致发生惨剧。二武士无辞以对，遂拘交军事执法处听候审讯。赵以长电致项城，陈报应死状，颇有惋惜之辞。项城复电令严缉凶犯，务获惩办，皆掩耳盗铃。未旬日，二武士即私行释放，易名邀上赏，即今某某二武官是也。[119]
    以上记述，细节未必全都准确，但总的情节大致不差。负责保护应夔丞之李桂芳、王芝圃，即使不是亲自动手杀应者，也应当是配合者。[120]应夔丞之所以要到北京来，是因为他始终以为杀宋乃中央的意思，故敢来京请功并平反冤狱，向当道要求勋位之颁给，并索巨款。[121]对袁世凯而言，虽然并未主使杀宋，却曾因收抚共进会、解散欢迎国会团、操弄宪法起草等事与应夔丞打过交道，又曾为打击国民党而与应、洪、赵合谋构陷孙黄宋，因而表面上不得不与之周旋。然又恐应在外招摇，暴露其与中央的关系，致使外间仍怀疑杀宋为中央主使，故必杀之以绝后患。此为情理中事。至于应被刺后，时任直隶都督赵秉钧应天津警察厅严密查缉凶犯之呈请，通电各省一体查拿，[122]不过做做样子而已。
    袁克文在《辛丙秘苑》中对应夔丞之死也有一段记载，承认应夔丞为其父所杀：
    及事平（指宋案风潮平息;引者），应倩洪（指洪述祖;引者）介，说欲效忠于北，先公佯许之，赦其罪。及应至都入觐，先公俟其退，语雷震春曰：应某狼视，不可留也。且遁初死于其手，尤不可不诛之。雷曰：应某遵令投诚，诛之不信，且有以阻后来者。如必杀之，以暗刺为宜。又越数日，先公闻应居旅馆，过事招摇，乃令雷速办。雷一方属人告应曰元首以君居京易触人耳目，可赴津暂避；一方遣人伺其行，随之，刺杀于车中。[123]
    然而此段记述至少有两处错误。（1）依袁克文记述，应夔丞是在刺宋事平息后，方通过洪述祖介绍，欲效忠北方，实则早在1912年秋冬因中央欲解散共进会，洪述祖便与应夔丞建立联系，由袁世凯对其下了特赦令，并由洪述祖引见给袁世凯、赵秉钧，不仅领到了5万元遣散费及每月2000元的江苏驻沪巡查长津贴，还从赵秉钧那里得到了密码电本。（2）应夔丞被刺于1914年1月19日，其时陆建章任京畿军政执法处长，而雷震春是年4月10日方被任命为京畿军政执法处长，4月26日到任视事，[124]已经在应死近三个月之后，何能再有杀应之事。可见，袁克文虽为袁世凯之子，但政界许多内幕他也并不十分清楚。
    四 赵秉钧病死情形
    随着二次革命爆发，赵秉钧赴沪对质之事不了了之。1913年7月16日，袁世凯准免赵秉钧国务总理、内务总长本官。[125]次日，袁世凯令交通总长朱启钤暂代国务总理，同时任命赵秉钧为步军统领兼管理京师巡警事务。[126]10月10日，袁世凯又特授赵秉钧勋一位。[127]12月16日，袁世凯任命赵秉钧署理直隶都督，18日又令加上将衔。[128]1914年1月3日，赵秉钧从前任直隶都督冯国璋手中接过印信文件，正式任事。[129]然而，仅仅过了不到两个月，赵秉钧即死，时为1914年2月27日。《大公报》曾详载其死前发病及治疗情形，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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