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多年的收集整理，芸阁先生对古代青铜器及其铭文进行了系统的考证，写出《考古图》十卷。此书收录了当年秘阁、太常内藏等宫廷和民间几十家收藏的青铜器、石器、玉器共238件，其中的青铜器价值最高，是古代青铜器中的精华所在。因而，《考古图》就成了中国最早的古代器物、铭文著录与研究的专著。吕大临不仅是宋代金石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也为中国现代考古学、古文字学奠定了基础。要说考古学在中国之得名，即与此书的名称有直接关系。
这位学究先生是个认死理的人，他既以古礼为研究对象，于是在生活中也以此为准绳。他在《克己铭》中提出：大人存诚，心见帝则。将一个诚字看作为人处世的最高标准，一心追求崇高的精神世界。于是在现实中，他保持着以诚待人、直言不讳的风格。
吕大临的朋友富弼，曾在仁宗庆历年间追随范仲淹从事过新政改革，最终官位做到了宰相。不过，在屡经宦海起伏之下，富弼不免心灰意冷，便信奉起佛陀，借以逃避现实。他获悉此事后，便写信给这位友人：自古担大任者，皆以圣贤之道教化百姓，既成就自己又贡献天下，岂能以官爵之进退、体力之盛衰而放弃责任？如今大道未明，世人昧于佛门与道家，轻视礼义。而今国家提倡儒教，革除陋俗，正要仰仗您的力量。若您精力转移，惟奉佛以求长生，此乃山谷避世之人独善其身的做法，岂不辜负了天下人的厚望？吕大临直言不讳，诚恳地提出了批评和规劝。富弼读罢来信，深受感动，遂回信表示感谢。由此可见，吕大临遵循关学学贵致用的传统，关注关心朝廷命运。
当时，选官与考绩制度也存在不少的积弊，以至于任人唯亲、埋没人才。这本是从来便难以革除的官场顽疾，他从做高官的二哥那里肯定也听到不少，可认真的他不愿袖手旁观，为此专门著文论说，主张改革用人制度，呼吁选贤任能。
元祐年间，随着吕大临声望的远播，朝廷大概也考虑到其兄吕大防在朝主政的缘故，于是破格先后授予他太学博士、秘书省正字的官职，也就是赋予太学教官与校勘整理图书典籍的职责。不久，又有朝臣向哲宗天子推荐其品学出众，堪当大任。遗憾的是，他还没赶上重用便因病辞世，终年才48岁。一块美玉，就此埋没。
聚碑为林
今天的西安碑林，以收藏最丰富的古代碑石而名动天下。当海内外游人涌进这座古典文化艺术宝库时，大概多数人并不清楚它的由来及其与蓝田吕氏的关系。其实，碑林的最早创建者正是吕大忠其人。
吕氏兄弟中的大哥吕大忠（字进伯），是在元祐元年（1086）任陕西转运副使期间想到立碑林的事。当时，他目睹到历代碑刻日遭损毁的情形，不能不深感痛心，为了抢救这些古物，他遂利用职务之便，出面将搜集到的大批关中碑石移至永兴军城（今陕西西安市）府学之内，其中包括《石台孝经》与《开成石经》等几组大型碑石，以及颜真卿、柳公权等名家书写的碑刻，由此而诞生了日后的碑林。
旁的不提，单说《石台孝经》和《开成石经》，前者被业内人士称为碑林中的第一名碑，乃是天宝年间唐玄宗亲自作序、注解并书写，唐肃宗题写碑额的御制石碑，通碑由四块黑色细石合成，碑下有三层石阶，故称《石台孝经》。千余年后的今天，仍能观赏到工整的书法和清新秀美的字体，并从中体会到唐明皇以孝治天下的用意。《开成石经》则是唐文宗太和四年（830）下诏，由艾居晦、陈玠等人用楷书分写，前后耗费七年时光，至开成二年（837）才完成的一部石经，后人又称唐石经。该组碑石包括《周易》等12种经书，由114块碑石组成，每石两面刻字，共刻有650252个文字，是研究中国经学史的重要资料。仅是保存下这两种碑刻，就足以令吕大忠名垂青史。
若再观吕大忠的从政为人，也有值得称道之处。他于仁宗皇祐年间进士及第，入仕后先后做过华阴（今陕西华阴）县尉、晋城（今山西晋城市）知县、河北转运判官、陕西转运副使及渭州（今甘肃平凉）知州等地方官，官衔至宝文阁直学士。在任期间，多有善政，深得下属和百姓的信服。
吕大忠为人耿直厚朴，将所学的关学精神贯彻到自己的言行之中，至死而不悔，因此博得士林中许多人的赞叹。程颐即称许道：吕进伯可爱，老而好学，理会直是到底。有件事颇能反映其忠厚长者的风范：他在任秦州（今甘肃天水市）知州时，本州的判官是科举状元出身的马涓。马判官自我感觉太好，常摆出状元的身段。吕大忠是过来人，清楚此人涉世不深，不懂门道，便善意地劝说这位下属：状元头衔，只是科举及第时的称呼，做了判官再用此名就不妥了，现今的科举学问其实没多大实际用处，还是要注意修身务实为上。经他开导指点，马涓才懂得了勤政、为人之道，日后才有了更大的发展。
晚年时吕大忠因与当政者不和，屡遭贬责，最终染病身亡。吕大忠死后归葬故乡蓝田，算是叶落归根。
《吕氏乡约》
吕大钧，字和叔，在吕家兄弟中排行第三。他从小胆识过人，青年时代曾追随张载学习，读书明理，成为文才兼具之士。仁宗嘉祐年间，他顺利摘取进士桂冠，入仕后先在关中及西北地方衙门供职。其父奉调四川做官，他是孝子，考虑到老人家年迈不宜远行，曾主动请求代父赴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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