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r 　　虽然我和刘军分手，让很多人更加看不起我，但妈妈再没有为难过我，甚至为了怕伤害到我，她还想法设法分散我的注意力。我们家只有几分口粮田，虽然田地里的活并不多，农忙也不过那么几天，但哪怕是拔一棵小青菜，我也会和妈妈一起去。母女俩一路说说笑笑，很是温馨。

    现在，妈妈依然和村里的妇女打麻将、抽烟、聊天，但我再没有发过脾气。我知道，在没有任何文化娱乐的农村。自从包产到户后，几乎没有什么集体活动了，生活很是枯躁无聊。看电视吧，电视里的生活离我们是那么遥远，遥远到似乎是另一个星球发生的事。所以人们仅有的娱乐，就剩下这些了。和这些七姑八大姨混在一起久了，我竟也对东家长西家短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其实根本，我就是她们中的一员。

    一位和妈妈过往甚密的大嫂曾提议，让我到曹菊的厂里做工，但想到曹菊那副得意妄形的样子，还有鞋底厂的剧毒，我拒绝了。妈妈知道我还想到“中兴”商场卖衣服，在打听到二哥从县城回来时，便准备了满满一蛇皮袋的蔬菜，让我送给二嫂，让二哥多为转租档口的事操操心。

    尽管我很不喜欢拿着东西去求人，但事到如今，也没有别的办法，只好硬着头发把蛇皮袋绑在自行车后面。但把那么大一个蛇皮袋绑在自行车货架上，也是需要力气的。这个活儿一般是男人做的，因为女人力气小，不能绑结实，半路就会掉下来。但现在弟弟上学了，我只好和妈妈轮番上阵，使尽了吃奶的力气，蛇皮袋还是绑得东倒西歪。最后我只好跑到淑芬家，将刚下夜班的五福哥请来，才算绑结实了。

    丽娟家我以前经常去，二哥家就在隔壁。听说，丽娟家里拿了那笔钱后，除了二哥家到县城卖服装外，大哥家和三哥家都把钱存起来了，准备留给孩子以后读书用，所以大哥三哥都还住在村子里，守着那几分口粮田。

    丽娟妈则在县城买了一栋房子，和二哥家同住。搬家那天，还放了十二个响的鞭炮，在当地轰动一时。我暗想，如果真去“中兴商场”卖衣服了，一定要抽时间去看看丽娟妈的。

    可当我推开二哥家门的时候，竟然看到丽娟妈正坐在院子里抹眼泪，丽娟大哥大嫂、三哥三嫂都在一旁劝慰她什么，院内还有几个小孩子在玩游戏。我正不知如何是好，二哥看到我，连忙招呼：“海燕，你怎么来了？”

    我望了望自行车后边的一袋东西，不免有些羞愧：“听说你回家了，我妈让我带些自家种的疏菜给你。大娘也回来了，要在家里多住几天吗？”

    我边说边过去，丽娟妈一把抓住我的手：“海燕，快来给大娘看看。你回家了，丽娟什么时候也能回来看看我啊？”

    我难过地说：“高家当初不是答应，丽娟生过孩子就可以回家的吗？一年半了，丽娟也快回来了吧。”

    谁知不问还好，一问，丽娟妈哭得更凶了，边哭边抽泣起来：“一个傻子，能不能生还不知道呢。可怜丽娟，从小就是我的心肝宝贝，在家油瓶倒了都不会弯腰扶的，现在倒好，整天给傻子做牛做马呢，都怪我，是我害了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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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自从到香港后，高家规定，丽娟每个月只能往家里打一次电话，但家里不能打电话过去。昨天晚上丽娟打电话来时，一直哭。二嫂几经盘问得知，一星期前，傻子偏要丽娟趴在地上给他当马骑，傻子兴奋地挥舞着双手，竟把桌上的花瓶挥舞下来，当即就砸了丽娟一头一脸的血。通电话时，二嫂甚至可以听得到，丽娟因为嘴上的伤没好，说话都说不利索。

    丽娟妈得知后，马上就要二哥卖掉房子，把所有的钱寄回高家，让高家放丽娟回来。为了表明决心，今天一早就让二哥送回老家。

    丽娟妈这个决定刚一提出，便遭到三个哥哥的强烈反对。三个哥哥说得也有道理。一方面，虽然名义上有几十万，但分配到各人手上，也不过十万，十万元虽然不是个小数字，但每家都有两个孩子，两个孩子从小学到中学再到大学的费用，十万都不止；另一方面，虽然丽娟嫁的是个傻子，但也是二婚，在农村，二婚的女人和名声不好的女人一样，是不值钱的。要是回来，再找的人即便比傻子强，但想找有傻子家十万分之一富裕的人家，都是不可能。

    几个哥哥嫂嫂说得义正言辞，仿佛都是为丽娟好的，我却听出来，说到底，哪家都不愿意把吃到嘴的肥肉再吐出来呢。丽娟妈大约也知道这件事行不通，但还是一遍一遍地念叨着，大约这样念叨，她心里会好受些吧。

    这样的场面，我是不好再呆下去的。二哥没有多客气，他把蛇皮带卸下来，红着眼圈说：“丽娟命就是这样了，也许这辈子我们都不会再见她几面了。你是丽娟最好的朋友，你的事我和你二嫂会放在心上的。好的档口可遇不可求，但一旦有，我会马上通知你的。”

    我擦着脸上奔流不息的泪水，使劲点点头。我想说什么，但我的喉咙却一次次哽咽了。现在是否有好的档口，对我来说己经不重要了。丽娟，我最好的朋友，我说过要把她当成一生一世朋友的。但现在，她受了伤，我却连打电话问候一下都不可能。

    也许在外人眼里，丽娟嫁去香港，攀了高枝，一生有享不尽的锦衣玉食，是非常幸运的。但只有我知道，丽娟并不是一个爱慕虚荣的女孩子，她是多么舍不得深爱的陈刚，多么舍不得生她养她的这片土地啊。

    幸福如鱼饮水，冷暖自知。丽娟舍弃了刻骨铭心的爱情，舍弃了和亲人团聚的机会，得到了许多人梦寐以求的荣华富贵，但她并不感到幸福。我一无所有，我声名狼藉，但我生活在这片贫穷而熟悉的土地上，我不需要忍受亲人不能相见的痛苦，我感到现在的我是幸福的。

    虽然进工厂打工，一个月可以赚到农民辛苦一年也赚不到的钱，但一想到打工，我就想起“农民工”、“打工仔”、“打工妹”等等这些歧视性质的称谓；就想起大街小巷随处可见的明抢暗劫，想起查暂住证的治安员，想起没日没夜的流水线作业，想起车间主管象对待牲口一样的喝斥，想起吞咽粗劣饭菜的艰辛，想起人情的冷漠与孤援无助，还有很多很多。

    所有这一切，都让我不寒而栗，异乡于我，是深不可测的悬崖。哪怕在故土有一线生机，我都绝不会往悬崖下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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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想抓住的一线生机，就是到“中兴商场”去卖服装。

    我原以为，有二哥那句话，我便可以高枕无忧了。但是，当我回家把二哥的话和妈妈一说，她却并不乐观：“人家话虽然是这样说，也不要报太大希望。我叫你去找他，也不过是想多一条路。毕竟，我们和人家无亲无故的，帮我们是人情，不帮我们是本份，要做好人家不帮的准备。”

    我有些不满：“再怎么说，我和丽娟也是好朋友呢。”

    我妈不屑地“切”了一声：“他是怎样的对丽娟的你忘记了？对丽娟就那样，对你又能怎样？虽然丽娟嫁入了好人家，但毕竟是个傻子，外面谁不说他们实际上是把丽娟卖了？用卖妹妹得到的钱去开服装店，也不怕遭报应。”

    我想起二哥和丽娟妈当初逼丽娟嫁给傻子的狠劲儿，还有上次，二嫂那样热情地让我去她隔壁卖童装，也不是没有自己的想法的，不觉也寒了心。

    时间过得真快，很快又到收割小麦的时节了。虽然收割小麦相对收割稻子要轻松些，但收过小麦后，便要耕地、放水灌田，最后插稻秧，所以比收割稻子的那次农忙更累一些。收麦子的时候，我的双臂不但染上了一层黑黑的“麦丹”，也被麦芒刺出一条条红红的划痕。小麦虽然很漂亮，但它的麦穗外面，却有一层薄薄的、黑黑的东西，我们把这层东西叫“麦丹”。我双臂上的“麦丹”还没有洗净，划痕还没有愈合，又很快到插秧的时候了。

    弟弟上初三，要准备中考了，所以没有放忙假；妈妈有关节炎，割麦子还行，但我不想叫她下水，所以几分稻田，都是我一个人插秧。

    插秧的时候，小半截腿浸在布满麦茬的泥水里，头顶是炽热的太阳。双腿、双手在泥水里泡久了，再被太阳暴晒，皮肤先是发红，然后发白，最后一层层的皮往上脱。刚脱了老皮的皮肤，经太阳一晒，更是生生地疼。

    我从小就怕这些软体动物，别的软体动物都还有可能躲避，就是稻田地里的蚂蝗，真是避之不及。记得我次下水学插秧，感觉小腿肚一疼，抬起腿来一看，一条小拇指长的蚂蝗正死死叮着我的小腿肚子，黑黄的身子还不停蠕动着。当时就吓得我哇哇大哭。幸好爸爸赶来，一巴掌拍掉了。但现在，没有爸爸帮我拍打了，妈妈正在远处的田头整理稻秧。我的腿越来越疼，软软的蚂蝗让我头皮发麻。

    正在旁边地里插身的淑芬也看到了，她大喊：“海燕，你腿上有蚂蝗，快打啊。”

    我好害怕，那条腿都不敢动了，战战兢兢地说：“我，我不敢打。是不是等它喝饮血了，会自己松开？”

    五福半真半假说：“才不会松开呢。蚂蝗如果不打掉的话，它有可能钻进人的皮肤，说不定还会钻进你脑袋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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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真是恐怖！情急之中，我硬着头，忍住对软体动物的恶心，猛地扯住蚂蝗的后半截身子，拼命往下拉。可那蚂蝗仿佛长在我腿上一样，怎么也扯不下来。淑芬大笑：“谁叫你扯啦？快打啊，蚂蚯只能打的，再不打，真的要钻你脑袋里了。”

    我连忙放开手，闭上眼晴，猛地一个巴掌拍下去，大约是吸得太紧了，连拍了两大巴掌，蚂蝗才掉下去。我怕它再来叮我，赶紧找了一根小树枝，将它挑到了田埂上。

    望着田埂上跳跃了几下就不动了的蚂蝗，我个念头是：农民种点粮食很不容易；第二个念头就是，很不容易种的粮食，在物价飞速上涨的今天，却比什么都便宜！

    农忙过后，我整个人瘦了一圈，脸也是红黑红黑的。照镜子的时候，我就想，这样的红黑，是长期在农村生活的人惯有的脸色。如果我沿袭母辈们的生活习惯，嫁一个农民，永远在农村生活下去的话，这样的脸色，是我最终的肤色。并且，我会和母辈们一样，整天围着丈夫、孩子、田地、锅台家务转，脸上早早刻上皱纹，早早衰老。最重要的是，我的青春，我的理想，只能变成恒久的记忆，随我进入无声的坟墓。

    尽管这个想法让我害怕，但残酷的现实，让我无处可逃。

    二哥二嫂那边迟迟没有消息，我的心也渐渐淡了下来。我依照妈妈的吩咐，从外婆家抱了几只小母免子，每天薅草，然后精心伺弄我的小免子们。如果现在有人问我的理想是什么，我会告诉他，我的理想就是看着我的小兔子们快快长大，然后多下几窝小兔子，周尔复始，我就会有很多很多的钱了。

    我妈不再为我亲事忙碌，来我家提亲的人也就没有多少了。我把给刘军比织的毛衣拆了，给我弟弟改织。每天喂过小兔子们，我就抱着毛衣，一边陪着妈妈说村里的闲话，一边有一针没一针地织起来。

    相对于东莞繁忙而紧张的打工生活，这样的日子对我来说是轻松而快乐的。但我不知道，这样的快乐，能持续多久。

    和这种波澜不惊的生活一样，我的心，也宁静似水。经历了这么多的挫败，对于生活，我不再有任何梦想；对于男人，我不再抱有希望。我甚至想，这个时候，要是有一个稍微正常的男人，无论他是否文盲，无论他是否流氓，只要他愿意娶我，我都会嫁给他的。

    在一个不算炎热的午后，这个男人，走进了我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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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是我的初中同学宋小帅。

    那天，我和往常一样，一边有一搭没一搭地和妈妈说着村里的闲话，一边给我弟弟织着毛衣。此时，天气湛蓝，空气清新，我不禁深深吸了一口气。想想在东莞，虽然可以挣到一点钱，但空气中经常散发着油漆味、塑胶味及各种各样的怪味儿，四周总是灰蒙蒙的，甚至于，因为大多数时间处于工作和睡觉两种状况，我根本没机会抬头看一看天空的颜色。

    正在我又要浮想联翩时，村里响起了一串悠长而嘹亮的叫喊声：“收死鸡死鸭子了，谁家有死鸡死鸭子拿来卖噢。”

    叫喊声刚落，我看到邻居大婶慌慌张张走出家门。我妈取笑她：“看你急的，去找老相好的啦？”

    大婶沮丧地说：“我还有那份闲心？我去喊‘收死鸡的’来收死鸡。我家鸡可能是生瘟了，刚才一眨眼的功夫，就死了四只，要是再死下去，没有母鸡下蛋，今年油盐钱就省下来了。”

    我妈也替她着急起来：“那快去吧，喊一圈要是没人